“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讨袁失败，孙中山进行了反省，他的答案是，“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并据此思想组建中华革命党，手订了入党之誓约。而就是这一誓约中关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入党人须于署名下盖指模以及按党员入党时间不同享有不同权利的规定引爆了不满，对立面是以黄兴、李烈钧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党内同志多方设法弥缝分歧未果，黄兴远避美国，而“中华革命党成立，开总理选举会时，到者仅得八省，这和同盟会成立时有17省人士参加相差甚远。可见当时中山先生服从个人的要求只有少数人士能够接受，曾任都督而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只胡汉民、陈其美两人……”

在这场争论中，陈其美扮演的角色既重要又微妙。这种作用不仅在于他以入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孙中山，更因为在黄兴赴美后，他发出了《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信中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理论”，而为孙中山所激赏。

这封堪称近代史上重要文件的书信，对作为政党的国民党的影响尤其不能低估，因为我们在其后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都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影子。陈氏创造性地把一个政党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先知先觉一贯正确的党魁，一个是包括黄兴和他自己在内的后知后觉的众多党徒。回顾同盟会组织以来的历史，陈其美总结说：“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这几乎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就一定成功，凡是未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则必归失败，职是之故，党员对党魁绝对服从为“当然天职”。

孙中山特把此信作为附录收入《建国方略》，可见陈氏主张和他自己的思想十分契合，他后来手定国民党党章不是也明确规定“总理有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吗?

聂远(左)饰演陈其美

秘密会党的形式无可非议

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19世纪以来立宪政治的产物，谢彬1924年著《民国政党史》开篇就说：“政党之产生，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政党籍舆论为后盾，发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之本能，政府亦惟国利民福是求，不敢滥用权力，违反民意，始相制而终相成，而政党于焉兴起”，而杨幼炯《中国政党史》则给“政党”下了个定义：“政党者，即国民各以政见、主义相结合，求实现其一定政见或主义之团体也”，准此，说中国历史上被人以党冠名的清流党、东林党等等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其理自明。到了清末，清政府以立宪相号召，乃成为杨幼炯所称的“政党结胎时期”。但像这时的同盟会当然还只能算秘密会党，资政院内民选议员组织的宪友会要在政府的“关照”下活动，当然也不能算真正的政党了。那么民国肇建，以“共和”为体，政党政治是否形成了呢?

进入民国后，同盟会一变而为国民党，再变而为中华革命党，最后以“中国国民党”而定型，但考察其在大陆活动的前后历史，可以说国民党始终是畸形的“政党政治”中的“畸形政党”，始终不脱秘密会党的阴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说到谢彬所揭示的政党产生的两个前提条件，除此之外，窃以为一个政党的组织者、领袖人物是否具备现代政党政治中的宪政民主意识也至关重要。同盟会诸雄起事之初从事的是掉脑袋的勾当，采取秘密会党的形式自无可非议，考察其是否具备宪政民主意识应该放在局势稳定的时候以及他们能够控制局势的地方。

求其风度岂非缘木求鱼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临时政府究竟应建都于何处是双方一大角力点，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吴玉章在其回忆中说：“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日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十四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后来临时政府以纠正过来的这个决议为名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赴北京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嗾使部下兵变，并利用列强使团施压，给人一副非袁不能稳定北方的印象，这个时候，南京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新决议，即“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这就是民国“政党政治”的大的背景。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西方的“政党政治”到了现代中国，淮橘成枳，便可以理解了，而陈其美和孙中山之间不像现代政党中党徒和党魁的关系，又何足深怪?

陈其美的影响不仅在孙中山生前，还延伸到了其身后。蒋介石主政后，其“义兄”陈其美被捧到辛亥革命功臣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显然有树典型的意义，即让众多党员明白只有像陈氏这样对党魁绝对服从的才是好同志，试图用这样的典范的陶铸和熏染，以此实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现代政党拼的是政纲，政党内部有无凝聚力，端看其有无政见共识，而绝非靠神化党魁、靠党魁对党徒的绝对控制相维系。纵观国民党1949年前的历史，即使是独掌权柄，也仍然喜欢搞些鬼蜮伎俩，党内斗争如此，和其他政党间的竞争中更如此。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多次摇头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无风度”，其实它原本就非一现代政党，求其有风度岂非缘木求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全国纷起响应，清王朝终于垮台了，11月4日，上海光复，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图为南京路上挂满了当时的民国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市面秩序安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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