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优异打动日本著名法学家 说来有趣,夏同龢是1898年、也即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但翻开他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通篇尽是“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这样的语调,用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压根就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这么一个思想保守的人,何以在数年之后作出自费到日本法政大学深造的决定呢?要知道,他那时已是官至四品的翰林院修撰,又是状元出身,这自费留学的举动算得上惊世骇俗,因而上了当时《东方杂志》的“头条”,被誉为“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其志量加人一等”。这巨大转变的动力来源于何处呢?从其活动年表上看,夏同龢中了状元的第二年,即到广东游历,在这里认识了爱国诗人丘逢甲,并结为一生挚友,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我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推测是这次广东之行改变了他的思想,却也不算毫无依据。 夏同龢只在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了一年,但他优异的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1905年7月,日本《法律新闻》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笔录,他在其间表达了“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则国立自强”的救国理念。当年,8月29日,夏同龢编著的《行政法》得以出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从此,戊戌状元夏同龢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