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原意的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凉”。《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C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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