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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顺治、康熙时期，并无相关规定。《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亦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2与此同)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如满文文献中，雍正四年四月，“宁夏将军席伯等奏报严管驻防边塞满洲兵丁折”，后附署名为“将军臣席伯、副都统臣苏图、副都统臣苏穆尔济”，虽为旗籍官员，奏折中署名自称为“臣”。而同为驻防将军，雍正四年十月，荆州将军吴纳哈奏折中，自称“荆州将军奴才吴纳哈谨奏：为奏闻事”，正文开头即称“窃奴才看得”云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407页)，雍正帝亦并未因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见到，乾隆十年，镶黄旗官员策楞奏折中自称为“两广总督臣策楞，谨奏为请旨事”，而同为高官，乾隆十三年，安徽巡抚讷敏在奏折中通篇自称奴才，“安徽巡抚，奴才纳敏，跪奏为奏明仰祈睿鉴事：奴才蒙皇上天恩，补授安徽巡抚”云云。同为旗员，称臣与奴才均有，且不分文武，两称并存。 然而，乾隆前期，旗员称呼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按制外放官员成年子女不得留于任所，以免造成以“衙内”身份扰乱地方的情况出现，但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出将子女一二人留于身边。这一奏折本身并无什么问题，但张氏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张广泗奏请将伊子随任一摺，据称仰恳天恩。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等语。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乾隆谕旨中特地提出张氏为汉军旗人，私事折内自称为臣，而将儿子张极称为奴才，“殊属不合”，指出正确的作法是私事奏请，“折内应写奴才”。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廷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元的要示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