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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评价非常之高。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这应该是晚清以来饱受列强欺负的历史以及受“帝国主义”历史叙述影响的后遗症。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兰州晨报：宋朝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其城市化率能否在时间纵向上与真正的现代城市相比较? 吴钩：说到宋代的城市化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比较。赵岗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以1亿人口计算，即有超过2000万的宋朝人成为城市居民。  再来看宋代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北宋开封与南宋杭州的城市常住人口，都超过了100万人。而在北宋时代，伦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欧城市，人口不过10万，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相当于唐代的长安。今日开封市的市区人口，也才80多万。 兰州晨报：“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朝代。”这是黄仁宇认为宋朝“似非而是的现象”之一。作为宋史研究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吴钩：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出身于军人，由兵变而登上皇位。在他之前，已经有五个短命王朝因变兵登场，再因兵变收场。我觉得再没有一个人比宋太祖更清楚兵变的诱惑与可怕了。所以，宋太祖立制的一个方向，就是防止兵变的故事再一次发生，这也导致了宋王朝在军事上的作为可能不及其他王朝。作为一名历史观察者，我认为宋太祖的做法，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兰州晨报：在言说方式上，书中对宋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公共设施等有点“故事新解”的意味，但始终没有陷于“戏说”的油滑。在本书写作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对市场和学术两方面的兼顾? 吴钩：我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中，频繁使用了一些现代概念，比如说“招投标制度”、“城市消防”、“廉租房”、“缓刑”，作为名词、术语，它们当然产生于现代，但名词、术语背后的制度，则是宋代确实已经具有的，只不过不那么叫罢了，比如宋人将“招投标”叫做“买扑”、“扑买”。我觉得，使用一些现代概念，只要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戏说”，可以让读者更容易产生代入感，真切理解宋代某些制度的“现代性”。 写作这本书，我心里有一个追求：以做学问的态度，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大概这也可以理解为“市场和学术两方面兼顾”吧。书中或有“惊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原文来自吴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