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当中是否有过话别?艾青离开上海，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见记载。艾青夫人高瑛说，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两人萌发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通信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和思想相投。

可以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然而这次相聚也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终因种种原因，成了终刊号。《顶点》第二期没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开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这种宿命，本不属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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