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喜出望外，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对两位“散多”的诗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赓续前缘。

然而，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不到一年，两人竟再次离散。只不过，这次离散，是永远的诀别——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原以为有希望治愈，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怎料天妒英才，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艾青和陆定一、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为其入殓。

对于永失戴望舒，艾青说，“作为他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两个字，对戴望舒的评价，恰恰使用了“人民”两个字，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这个序，实际上也是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后二十余年中，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重新驰骋诗坛，戴望舒都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他的早逝扼腕叹息。

艾青说：“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则的话，这位有才华的人，无论在诗歌、翻译还是研究方面，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新时期”复出后的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又谈到戴望舒时，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讲假话。讲假话的诗人很多，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

戴望舒这个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涟漪不断。艾青对戴望舒的深情厚谊，不因戴望舒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

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那次一同去扫墓的，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邹荻帆、吕剑、冯亦代和周良沛，据高瑛回忆，还有徐迟和蔡其矫，以及戴望舒一位女儿，只是记不清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

是否是聚少散多，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谊，使其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香醇?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堰河”，记住了“雨巷”，也记住了两位诗人间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诗人、作家，笔名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星诗谈》月刊编委会副主任，著有多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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