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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同时，文景两代皇帝都采取了“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不但奖励农耕，宫廷还提倡节俭。半个多世纪农业文明的发展让汉朝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的人口。文景两朝皇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对内减免严苛的制度，对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让汉朝在建国初期内忧外患中得以安然度过，史称“文景之治”的两代朝廷，成为汉朝的走向强盛前韬光养晦的年代。然而在匈奴的铁骑威胁下，帝国开国年代一个错误的决策在多年孕育后，却险些在国家上升阶段带来致命的危机。 大汉帝国内部三十九郡几乎占据了帝国领土的大半。与之相比，皇帝直接统辖的不过十五郡。高祖当年为了稳定刘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辅佐中央。然而血缘从来就不能避免为权力进行的杀戮。同姓诸侯王可以掌握军队，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逐渐形成内部的割据状态。  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决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则必将“制大权，以逼天子”。汉文帝采取“剖分王国策”，将数个大国一分为数国。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刘武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这些策略却适得其反，使诸侯王与帝国中央的积怨越来越深。当晁错在景帝时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诸王的领地和实力时，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终于联合楚、赵、胶西、胶东、州、济南等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在任命当年为汉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主将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得以维护。 选择儒家：政治理想的寻求 然而尽管汉朝承秦制，但秦的败亡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教训。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在于反传统反封建的同时却缺乏政治理想。短暂的秦帝国在用法家制度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却未能统一帝国内部辽阔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毁了秦帝国精英文化(焚书坑儒)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平民文化。在今天湖北发掘的秦墓中，一个叫禧的秦朝官员的竹简档案，记载了秦朝断然试图统一全国风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历史。这些“父老”正是支持汉高祖刘邦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类似西门豹在“河伯娶妇”中痛斥的愚民，却是乡间宗族的领袖人物。汉帝国明智地选择了黄老和儒家思想较富人性的道德观，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汉高祖刘邦甚至强调儒家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建国初期的艰难终于得以度过，文化标准上的统一则最终避免了秦代招致的叛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