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方进(公元前53年～公元前7年)，字子威，汝南郡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中国西汉后期的政治人物。
    出身寒门，家贫好学，早年丧父，在太守府中任小吏，因办事不机敏，多次被府掾侮辱，愤而辞职。后游历长安，勤学《春秋》。后母怜其年幼，与他一同到长安，以织履供其读书。历经十多年，学问大进，射策甲科，被任为郎。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迁博士，数年后出为朔方刺史，谨于职守，一方称颂，调任丞相司直。敢于上书直言，举劾失职朝臣，得到丞相薛宣的器重，说他有大才，日后必居相位。不久升京兆尹，严厉打击不法豪强，有政声。永始二年(前15年)擢御史大夫，不久继薛宣为相，赐爵高陵侯。
    翟方进有宰相之才，而无宰相之量。凡与他不和或得罪过他的人，伺机报复，弹劾罢免给事中陈咸、逢信即为一例。定陵侯淳于长(太后侄子)因侮辱许皇后被诛，翟方进原与之交厚，怕受牵连而上书谢罪，成帝宽容其前事而不加追究。翟方进反过来检举弹劾那些和淳于长有交往的人，京兆尹孙宝等二千石以上官员二十多人被罢官。
    绥和二年(前7年)，汉朝接连发生山崩、水灾、日蚀等天灾异象，朝野惶恐，因他交恶过多，一些人乘机上书，说天象多变，天意震怒，须大臣替身才能消灾，并责他为相九年，不能顺天应人，致使阴阳失调。汉成帝立即召翟方进入宫，将他赐死。成帝却以“丞相暴亡”宣示中外，亲往吊祭，予谥“恭侯”。后反抗王莽的翟义为其儿子。
    
    翟方进的的主要功绩有哪些
    西汉王朝230年，真正以儒生出身担任丞相的，有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汉昭帝时代的蔡义，汉元帝时期的韦贤、韦玄成、匡衡，汉成帝时期的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汉哀帝时期的孔光、平当，汉平帝时期的孔光、马宫，王莽新朝时期的平晏。他们这些儒生丞相，几乎都是皇帝的教师，同时，他们这些儒生丞相又几乎都是各门儒家经典学说的领军人物。比如，公孙弘是《公羊春秋》学派的领军人物，蔡义是《韩诗》的领军人物，韦贤和韦玄成是《礼》、《尚书》和《诗》的领军人物，匡衡是《诗》的领军人物，平当是《论语》的领军人物，翟方进是《春秋》的领军人物，孔光是《尚书》的领军人物，马宫是《春秋》领军人物。而且，他们这些学派的领军大师，均以自己师门学派在朝廷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党羽。
    汉元帝以降，由于汉元帝公开和大张旗鼓的崇儒，因此，大批齐鲁儒生不但进京做官，而且，儒生丞相大量增加。这些儒生丞相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普遍喜欢搞意识形态斗争，却又大多疏于治国实干，这样，就在汉元帝以降把汉王朝迅速推向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以礼文治国的政治历史时期，但是，儒生丞相们的疏于政事却又将天下陷入到了一个越来越贫困和动乱的历史岁月!
    西汉王朝230年，被后世史家单独称之为“儒宗”的有三人，一是汉初的奉常和汉惠帝的老师叔孙通，一个是汉武帝时代的言官董仲舒，一个就是汉成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
    叔孙通之所以被称之为“儒宗”，是因为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构建出了三叩九拜的汉王朝的朝仪制度;董仲舒之所以被称之为“儒宗”，是因为他构建出了对后世儒生影响甚大的言灾异的天人感应理论和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三纲”学说，那么，这翟方进是因为什么被称之为“儒宗”的呢?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却始终无法寻找到他对于儒家文化与西汉朝廷政事有什么“杰出贡献”。
    说学问，虽然翟方进号称当时的名儒，但是，这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方进虽受《谷梁传》，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汉书·翟方进》 )。由此可见，当时的翟方进在学问上并不是什么大家人物，他虽然喜好治学当时的冷门学说《左氏春秋》，但是，当时治学《左氏春秋》的大当家，则是新朝的国师刘歆。如果从政治业绩上看，翟方进和孔光都是当时朝野中知名的“不通政事”的腐儒丞相，这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 ：‘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汉书·翟方进》 )。由此可见，当时的翟方进虽然为丞相，他却屡屡出政治臭招祸害老百姓，他的政治臭名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小孩子传唱的儿歌了。
    那么，当时的翟方进究竟是以什么业绩高升为丞相和被当时的儒生称之为“儒宗”的呢?笔者仔细考证之后，才发现，这翟方进居然是以专门攻击他人而扬名天下的。这，就让人困惑了!俗话说，多栽花少载刺的人的前途才会好，这翟方进平生的学问不怎么样，政治业绩也很糟糕，但是，他仅仅凭借着一张会咬人的嘴巴，怎么也会咬出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来呢?而且，他咬人，居然还咬出了个“儒宗”的美名来了。这说明，自汉元帝以降的汉王朝，由于推崇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当时的国家的文化氛围，已经极端不正常，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明显发生了伦理是非的扭曲!否则，这以咬他人为生的翟方进怎么会获得丞相高位和“儒宗”美名呢?
    由此可见，西汉末期的国家社会中的文化氛围极其可怕，站在边上看的，比实干的活得更加舒服;站在边上评头论足的，更容易比那些实干家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褒奖，攻击他人的，却更容易比埋头苦干的实干家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异化成为这样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就肯定堕落了，国家社会的贫穷与动乱，当然就不会远了。因此，《汉书·翟方进传》 结尾，作者这样不痛不痒的评说到：“司徒掾班彪曰 ：“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
    二，特别善于搞人事斗争的翟方进
    翟方进(?——西元前7年)，汝南上蔡(现河南上蔡县)人。翟方进又是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那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读书人楷模之一。只不过他的成名成家的阅历没有匡衡的“凿壁偷光”那么出名而已。
    根据史书记载，翟方进少时家境贫贱，父亲虽然经过苦读书成为了郡文学，但是，在翟方进十二岁那年，他的父亲则死亡了，年幼的翟方进只好随同继母生活。由于家景太贫穷，所以，翟方进后来就辍学到衙门中去当了名跑差小吏。但是，由于翟方进生性太迟钝，所以，不会办事的他经常被衙门中的其他高级吏员所打骂欺辱。翟方进很自卑，也可能当时有自暴自弃的情况，于是，他的继母就带领他去一个老人的家中作质询。没有想到，这个老人见了翟方进以后就说：“小吏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汉书·翟方进传》)。这下，“方进既厌为小史，闻蔡父言，心喜，因病归家，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 》。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汉书·翟方进传》)
    史书没有具体讲述翟方进在京城长安中求学的阅历，但是，通过以上短短的几句介绍，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翟方进自听从了老人的鼓励之言之后，他就不愿意甘当衙门中的小吏了，而是辞职去了京城长安求学，他的后母担心他年幼，便随同他去了京城，后母以编织鞋履上街买卖以供给他的读书费用。娘俩如此这般的艰苦度日，终于苦出了头，后来，翟方进成为了京城求学学子中的佼佼者，并在国家举士考试中名列甲科，不久，在地方上选拔他成为了“明经”功名之后，他就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勋属官的议郎了，“议郎”这个职务就算是皇帝近臣了，也很容易放任外官。“郎官”是当时国家专门贮备未来高级官员的场所。
    当时的京城学子，一旦成为了名学生，他就可以自招门生了，所以，翟方进当时也就成为了《春秋》某学派的领军人物了，他的门生弟子也就多起来了。这，大概是当时的为官之道吧，利用教育师门建立自己的政治党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师门兄弟之间可以互相提携。西汉在学子中时兴起来的这种师门党羽习俗，后来延续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达几千年之久，至今，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里，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根除这种恶习，这，也是中国各行业中的腐败现象的根源之一吧!
    非常明显，史家是对翟方进的为人有保留的，否则，作者们不会在翟方进的传记中一开始就介绍了他为官虚浮和整人的事迹。
    史书记载说，“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从上甘泉，行驰道中，司隶校尉陈庆劾奏方进，没入车马。既至甘泉宫，会殿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劾，自道 ：“行事以赎论，今尚书持我事来，当于此决。前我为尚书时，尝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余 。”方进于是举劾庆曰 ：“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 。”庆坐免官。”(《汉书·翟方进传》 )
    这段历史记载说，后来，翟方进就放任为朔方郡的刺史了，他在地方上干出一分成就，就以十分的功夫去大力宣扬，他还动用自己的笔杆子功夫将自己的那点地方政绩反复上奏朝廷，这样，他不久就升任丞相司直职务了。丞相司直，是丞相的高级幕僚，权力非常大。从翟方进的这种为官之道，可以看出，他是属于说大话使小钱的那种人，嘴皮子功夫远远超过了他的实干政治能力。问题是，像翟方进这样的嘴皮子官员，如果在汉宣帝时代之前，那是会遭到贬损的，但是，自汉元帝盛行以儒家经典治国的礼文制度之后，国家社会中以意识形态的标准去判断事务和人的是非的扭曲风气越来越猖獗，这样，像翟方进这样的重言论轻实干的人，不但不遭贬损，反而还很吃香了，这，就是为什么翟方进当时那么容易荣升高官的原因吧。
    翟方进进京担任丞相司直官员之后，他所干的第一个政治业绩，就是他于汉成帝的河平年间以儒家礼仪的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参倒了当时国家的监察高官的司隶校尉陈庆。
    说起这汉成帝的河平纪年，倒是应该引起读者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河平”纪年年号就可以说明当时的皇帝汉成帝还并不是那种纯粹的热衷于搞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君主。这个河平年号，就是汉成帝专门为褒奖治水有功的王延世而特别举行的。史书记载，“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 ：“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廷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汉书·沟洫志》)
    从上面的历史记载看，西元前28年的汉成帝的建始五年，中原32个县连续遭遇了特大暴雨洪水自然灾害，当时，有的地区中的积水已经达三丈深，大量农田被淹没，朝廷告急，百姓民不聊生。当时，负责治水的校尉王延世使用了蜀郡都江堰中的治水方法终于治理住了这场特大水患，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于是，“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 ：“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赐天下吏民爵，各有差 。”(《汉书·成帝纪》)
    根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记载，王延世是当时犍为郡的资中人，就是现在四川省资阳人，犍为郡属“三蜀”之一，所以，王延世应该对蜀郡地区中的都江堰的治水故事是很了解的，他当时在中原地区使用的治水方法，就是来自于都江堰治水方法。
    中国历朝历代中，皇帝为褒奖治水有功人员而特意改年号，那是极其罕见的。这也说明，当时的汉成帝并非是个以政治意识形态治国的荒唐君王。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个特别热衷于搞儒家意识形态斗争的翟方进又怎么会连连升迁高官呢?其实，这并不难以理解，这也说明，当时的汉王朝朝廷中的一批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儒生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气候，他们已经开始左右了国家政治格局和走向，这个翟方进后来之所以被朝廷中的许多儒生官员一致推选成为丞相，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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