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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质量不错，但传记篇数有限，又较简略，而且仅有传记，缺少《艺文志》《食货志》等部分，读起来总觉得不够充实。到了南北朝的南朝宋文帝时，即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  裴松之完全知道《三国志》的语言文字并不艰深难懂，他的作注，所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书比较少些，主要是补充或引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他所引用的史学著作，据缪钺先生统计：“则为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早已亡佚。”由此可见，裴松之为保存三国史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试举三个世人多以为完全出于罗贯中虚构的例子，以说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影响： 一、京剧《捉放曹》，题材来源于《三国演义》，但罗贯中没有杜撰故事，所据乃自裴松之所引的两部书：《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为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