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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令主要表明思贤若渴、求贤之急，迫切希望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因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鲜明口号。等于说，只要是人才就好，其他条件均可暂置而不提。 第二令是补充第一令所不够具体者，特别说明，不要怕用有缺点的人才，尤其不必处处都以德行来限人。所以如是，道理在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如果由于人才的某些“偏短”，而废弃这个人才，那么苏秦、陈平都不必用了。而无此二人，战国时期燕国的弱势如何改变?汉代的江山大业，又如何成就?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做到“士无遗滞，官无废业”。 第三令网开更大，提出用人不要讲究出身，不要在乎有没有“污辱之名”。此令词赫然写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甚至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并非不可以起用。这未免太过出人意料了。  此三令一出，各类人才、各种人物，河满江泻矣。陈寅恪先生认为，曹氏所以颁此三令，主要是针对他的对手而言，目的是破除汉以来既有的吏治结构，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号相昭示，其摧廓作用自必可观。然道出多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奇诡争竞亦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最终毕竟形成汉魏时期的人才鼎盛之局。寅老所谓曹氏不无“转移数百年世局”之功用，其历史深涵，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