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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地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 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地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 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6岁读书，13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14岁被秘密立储到35岁登基的漫长的20多年中，他经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 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地苍白无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