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郢王(朱)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朱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唐光启中，帝徇地亳州，招而侍寝。月余，将舍之而去，以娠告。是时元贞皇后贤而有宠，帝素惮之，由是不果携归大梁，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及期，妓以生男来告，帝喜，故字之曰“遥喜”。后迎归汴。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军中存在营妓的情况，因为这营妓是被统帅所占有，其命运显得略微好一些，尽管也差一点被“舍之而去”，但最终还是有了好的归宿。而那些普通随军妓女，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不是被无辜的杀害，就是老死边关，终其一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无女”的古训渐渐不被提及，而军妓渐渐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存在。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中透露出的军妓在“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悲惨生活，只不过是历朝历代随军妓女悲惨生活最为普通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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