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影响，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比如，深深渗透到中国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状元文化就是一例。
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现代高考制度和过去的科举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化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延续过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无法回避。
“状元”一词
始于唐代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时代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行“察举制”，就是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人才，荐举给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门世族手中，以致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非常有害于人才发展的局面。
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作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为隋炀帝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科。
整个隋朝大约只考四五次，开头考取的叫秀才，后来考取的才叫进士，总共只有秀才进士12人。
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虽不是“分科举士”了，但“科举”这个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
“关节状元”受尽嘲讽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父亲杨廷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现任宰相之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杨慎才“所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
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了。
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
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到万历五年会试，张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们虽不敢明言，但怀疑的目光、私下的议论就难免了。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策是他人代作的。结果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很难洗刷清楚了。张居正死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前后的首辅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鸿放弃科考。沈泰鸿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