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1918年，陕西又遭大旱，为赈灾，他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厂，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讼：“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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