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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猴年马月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网络配图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