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暨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期间，作者与先生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龚书铎先生、李文海先生、赵淑慧教授、田余庆先生，后排为作者）。 在当代中国，凡读过大学历史学专业的人，对龚先生的名字不会太感陌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多数同学上课使用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教材是由先生他们几个人编写的。二是在任课老师开列的教学参考书中，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部分》又排在第一位。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曾做过调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历史学专业，超过60%的院系都在使用中华书局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我读大学时，中国近代史课使用的就是这本教材。后来考硕士研究生时，也主要复习这两本书。可以说，在见到先生之前，我对先生已经是仰慕之至。 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4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社科院主办的。那时，我刚刚考上胡思庸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而胡先生当时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因了这层关系，会议期间，我独自一人从开封跑到郑州旁听。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诸多前辈学者。先生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跨进硕士研究生门槛的我，除了给先生打个招呼外，并不敢多言。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要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经世思潮是躲不开的一个问题，而先生的《嘉道年间的士林风尚与经世派》一文，则是这一方面的力作。在准备论文阶段，我曾将此文反复研读，并根据引文顺藤摸瓜，几乎查阅了当时在开封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从而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986年6月我外出访学。途经西安、兰州、敦煌、呼和浩特，最后在北京停了下来，住进北京师范大学地下招待所，专程拜会了先生。查当时所记的《西北访学记》，我是7月14日晚上10点驻进北师大地下招待所的，次日早上8点半便见到先生。按照常理，头天晚上不大可能给先生打电话。应该是次日早晨与先生联系，先生听说我是远道而来后，当时就让我过去的。先生肯定了我的论文选题，并就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这在当时对我是莫大的帮助！自那时起，我就想，以后如果有机会，应该把《嘉道年间的士林风尚与经世派》一类的经典文章结集出版，供青年学生揣摩。当然，真正实现这一愿望已经是20年之后。2006年，由我策划的《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近代史读本》上册由我亲自编定，《嘉道年间的士林风尚与经世派》一文自然是首选。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河南大学历史系教书。1989年我决定读博，并于次年春天专程来京拜会先生，一是想表达一下考博的愿望，二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报考情况。先生再次接待了我。我坦率地向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并决绝地表示，如果今年考不上，以后就不会不再考了。没想到先生不仅不以为忤，反而破天荒地说，如果我外语能考50分，他可以考虑破格录取我。这颇出乎我的意料！有些事情说起来真的很蹊跷，考博成绩出来后，我的外语得了51分！ 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既痛苦又快乐，既散漫又紧张。说痛苦是因为毕竟是有家室的人，爱人孩子在家里苦苦撑着，自己漂泊在外，青灯黄卷，有时还得想办法挣点钱补贴家用，焉能不苦？说快乐是因为当时读博士的人虽然年龄普遍偏大，但终归还是年轻人，思想比较开放，打的闹的、吵的叫的，都充满着一种朝气。说散漫是因为博士生的课相对较少，自己掌握的时间较多，与本科生、硕士生相比，自由度要大一些。说紧张是因为三年内每一个博士生都要拿出一篇博士论文来提交答辩，自由、轻松是表面的，紧张、压力是内在的。 在培养学生方面，私下里早就听到过南章北龚的说法。南章说的是章开沅先生，北龚说的就是先生。这话有一定道理。章先生门下不说，单说龚先生门下，不仅学生多，而且毕业后大多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目前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影响显而易见。先生培养学生的妙处何在？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之严是出了名的。我曾亲见和我们一起读书的硕士研究生晚上补写读书报告，因为先生给他们布置了阅读书目，要求每天写一篇报告，每星期检查一次。做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后，我也曾试图学习先生的做法，让硕士生每天写一篇读书札记，每周检查一次。结果发现这事做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固然是学生完不成，另一方面自己一忙起来也常常忘记检查。一周不行就改为两周一篇。试行了一段时间，又不行，因为一天早上学生跑操时晕倒了。从此以后，我是再也不敢提写读书报告的事了。 先生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相对要宽一些，但绝非放任不管，只是平时不多说，关键时刻才点你一两句。1990年11月在广州参加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回北京时我顺道回了趟开封，在家住了一周。回京后去见先生，顺便谈了一下开封的情况。先生听我说完，不经意地说：“既然来读书了，就要充分利用时间。”此后两年多时间，除了寒暑假，我再没有中间回去过。当时北师大的博士生两个人一间屋子，我同屋的同学因北京有家，平常不住学校，名义上我是一个人住，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一个人住过。因为北京这地方南来北往的人多，同学们都知道这里有一张空床，亲戚朋友路过常常到这里来借住。这事让先生知道了，又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话：“读书的，不是开旅馆的。”…… 凡对学生学习有益的事，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入学之初，先生给我们讲过一学期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我们知道，先生曾主编过一本厚厚的论文集，叫《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一次课后，记不得是哪位同学提到这本书，表示想看一看。几天之后，先生送了我们每人一本，并表示这是最后几本，以后再也没有了。我们当时真傻，竟然都接受了，就没想到给先生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先生每出一本书，总是提前写好名字，或当面送给我们，或托人转交。 读过博士学位的人，都知道学位论文的重要。而要写博士学位论文，又以选题最难。题目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易流于空疏，太小了又容纳不了那么多内容。所以，论文的选题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先生在这方面很有一套。龚门的学生，就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言，乍一看来，五花八门，但稍作归类，就会发现基本涵盖了近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这里面既有学生的探索，更有先生的整体把握。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八万余字，按理讲，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是最省事的。但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曾极力想避开这个题目，因为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我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很难突破自己。先生曾经讲过，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和科学。对近代民主思想，熊月之先生写过一本《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但对近代科学思想，一直没有一本相当的著作。因此，一段时间我曾围绕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来考虑论文选题；我也曾翻阅过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终因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担心论文难以深入而作罢。郑大华师兄是个勤快人，他当时虽然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但经常往师大跑。每次从先生家里出来，他总要到我们宿舍坐一坐。一次谈及论文选题，他曾建议我写张君劢。由于自己在政治学理论方面积累太少，总感觉张君劢的思想不够深刻。一次到先生家里谈论文选题，因我写过一篇关于戊戌时期“排荀运动”的文章，先生也知道，所以问我能不能写近代诸子学。我深知诸子学内容庞杂，两年多时间很难写完，所以婉拒了先生的建议。先生又问张君劢怎么样？我说张君劢的思想有点浅。这话惹得先生多少有点不高兴，说：“我虽然对张君劢没有专门研究，但知道张君劢思想不浅。”先生又问晚清地理学呢？我说可以做。我把掌握的资料情况给先生汇报了一下，并表示，最令我困惑的是不知该怎么写，如果以人物和著作为主线，内容将会显得支离破碎，一些人物和著作甚至不得不放弃。这话让先生真的动了火。他颇为生气地说：“你难道就不能围绕问题来写么？你刚才说的地理学研究与民族救亡，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吗？”坦率地讲，在我的印象中，学术史著作，特别是那些名著，无论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普雷斯顿·詹姆斯与杰弗雷·马丁的《地理学思想史》，基本上都是以人物和著作为主轴展开的，所以在思考晚清地理学这一选题时，我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总是围绕人物和著作兜圈子。先生的这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开了窍。或许是感觉自己话说重了，或许是看到我终于开了窍，接下来先生和颜悦色地解释说：“今天不用重锤敲你一下，我看你开不了窍。”先生这话讲的对极了，如果没有这次重锤敲打，我不仅当时论文思路难以打开，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受到以人物为主线的著作框架的限制。去年给人大历史系的新生讲治学经历，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其中后一句，就是说的这次谈话。可以这么说，先生的这一次教诲，不仅使我很快确定了学位论文（即后来出版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一书）的基本框架，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从此以后，不论再研究什么课题，我都会自觉地围绕问题来展开思路。 写论文苦，改论文更苦。我们那时文科博士生除在职者外，基本没有延期一说。为了按时毕业，什么时候动笔，每天大致写多少，都得做到心中有数。记得我是1992年10月15日开始动笔的，写到次年三月基本结稿。我们同届三个人，每篇论文20来万字，合在一起就是60万字，一齐交给先生，实在有点“残忍”。所以每次见到先生，都是在改论文。据我所知，有的博士论文先生不止改了一遍。先生不仅亲自改，而且手把手地教。比如，有时看一句话，总感觉不够顺畅，但又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先生就教我们：“把这句话念出来，自己念自己听。凡逻辑不通的地方，听着就不顺畅。多念几遍，自然明白。”这一招还真灵！我自己后来就经常这么做，并将其传授给了我的学生。 先生不仅教我们治学，而且教我们做人。记得毕业前夕，先生专门和我们师兄弟三个非常认真地谈过一次话，重点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做人的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不多。总的来说，先生是身教重于言教。 但凡先生要求我们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 先生做到的，我们未必能做得到…… 2013年3月 （原文载《龚书铎先生纪念集》，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