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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中研院王汎森院士在四川大学报告“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时指出，近代史学界的诸位史家可分为四类：新史学（如梁启超）、传统史观（如柳诒徵、钱穆）、文化形态史观（如雷海宗）、左派史家（如郭沫若）。 这四类史家的共同特点表现为九个方面：一、使学术对话群体不断扩大；二、认识到史学自身不是self-sufficient（自我满足）的（从梁启超到傅斯年等史家的不断努力认识到这一事实）；三、二十世纪中国是一切现象（包括人生观、道德意识之呈现、自我修养）皆历史化（或历程化）的过程以及“历史哲学”的兴起；四、由经学向史学过渡（这包括了时间化、空间化、多元化、多种族化、碎片化等），近代史学逐渐解构了经学对事物所赋予的道德意义；五、无限扩充史料，对史料解释的潜在心态（如注重新史料、新题目，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分野，注重“整体”观念，对史料有“存疑”态度），脱离了士大夫文化的史料观（忽视古时治史者知识结构中的“现实”关怀成分）；六、历史研究方法上受进化论影响很深，“历史”逐渐被步骤化、任务化，形成了某种“预测性的倒溯”；七、大势变迁论，原本强调“变动”的历史转向强调“发展变化”的历史；八、草原文化的影响，中土文物之异域成分受到关注；九、一些新的史学观念或“措词”的出现，它们很多都受到了人类学（含民族学、社会科学）的影响。 在报告中，王汎森还就“近代史家研究中潜在的essential tension（基本紧张）及其解决的途径”、“傅斯年、蒙文通、徐中舒等人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是近代史家对古代世界的新想象，这种想象带来了道德体系上的挑战，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等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近代史家研究中潜在的essential tension主要包括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整体，还是由各民族的异质成分所组成的紧张；一方面研究各族如何华化，一方面又研究他们如何胡化的紧张；以及历史研究是求“真”还是求“善”的紧张。至于解决的途径，他认为陈寅恪的某些观点或许可用来调和这些紧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