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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国家中具体对百姓实施教化和管理的是士人群体。他们不仅代替统治者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责，也向他们反映人民的心声。 孟子在心性之学以外的另一个思想重点在于统治者们应如何治理好国家，并提出了自己富民而国治的政治思想。《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曾提出“庶、富、教”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指出“藏富于民”对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普通百姓普遍富裕的前提下，国君与国家才能享受真正的富足。但孔子并不是简单认为统治者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以实现百姓国家富裕的目的，他主张欲求的实现须在一定的道义框架之内，否则任何行为都不能被接受。这种富民思想的深化、推进和发展，在孟子这里臻于完善。 战国诸侯彼此征战不断，无辜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正常的社会劳动和生产无法顺利进行，更谈不上社会财富的积累。孟子极力反对残酷的战争，反对这种“率土地而食人肉”的丑陋行为。 战乱不仅导致了普通人“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还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统治者过着“庖有肥肉，厩有肥马”的生活，同时“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在觐见梁惠王时提出要社会安定繁荣，统治者须不嗜杀，要求统治者像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对待广大人民，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同时，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老弱孤寡之人，统治者应给予更多的照顾，虽然他们或许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但他们曾经付出辛劳，如果没有得到好的对待，会影响其他人的安全感。所以孟子认为当世的统治者应该向古代的圣王学习，特别应“善养老者”，如此人民才有归心，而能做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才可以称“王”。 孟子进而指出，统治者仅仅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还不够，人民必须有自己的“恒产”来养活自己与家人并创造财富，为统治者提供各种赋税和劳役。由此，他们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否则，沦为游民不仅让他们丧失了通过自己劳动去创造财富的机会，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发展。 统治者依赖人民贡献的赋税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必要实行适当的赋税制度，孟子提出对“布缕”、“粟米”与“力役”的征调，正确的方法是仅征用其中之一，否则便会导致饥馑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应建立休耕与“薄税敛”的制度，尽量保护民众的财产。统治者对“民力”的使用也要适当，即“使民以时”。这样就不会破坏劳动者正常的生产节奏，也就不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创造。不法商人甚至某些统治者为牟取暴利对市场的垄断，也会伤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愤怒之情。孟子告诫统治者应限制或避免垄断行为。如此，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强盛。 在国家中具体对百姓实施教化和管理的是士人群体。他们不仅代替统治者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责，也向他们反映人民的心声。士作为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中介，其能力高低、德行好坏都直接影响国家统治的好坏和人民的切实利益。 孔子曾在得知自己的弟子冉求只知为季氏谋私利后很生气，甚至要求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同样，孟子也认识到士人在国家中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应在其只为牟取一己之利益而不顾人民的要求时提出反对意见。士的批判精神在孟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和发扬，而把那些只知为统治者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称为民贼。在孟子看来，士不是统治者牟利的工具，他们应该对百姓和国家的前程负责。 因此，统治者选用具有一定德行的君子和俊杰在位便非常必要，他们对上可以向统治者提出合理的建议，对下则可以以身作则，帮助和感化民众。 孟子认为，在人民日常生活得到保证之后，统治者还应对其实行适当的教化，以避免“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困境。通过士推行的良好教化，能让百姓识大体、明人伦，自觉地按照相应的道德要求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处理好个体的身心关系、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乃至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只有君民关系和谐，国家才能富足强大。国君是否依仁政而行，是否有俊杰之士的帮助，其施政方针是否能够得民心，对百姓是否有适当的教化，环环相扣，构成了孟子的富国思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