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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新文化运动为了打倒传统文化，必须将孔子与经学分开。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观的兴起，即将所有典籍视为史料，用现代的、科学的、客观的眼光进行整理。而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辨伪”。在这种特殊的学风中，催生出了顾颉刚及“古史辨”。 孔子删削制作“六经”，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未曾成为问题。孔子作《春秋》，屡见诸《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都为孔子作《春秋》之明证。又见《庄子·天运》载“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至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论孔子删削“六经”，皆言之凿凿。古代学者也有疑古辨伪者，但都没有怀疑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而新文化运动将孔子与“六经”分离，事实上是出于批判传统思想的需要。 1921年，钱玄同在写给时年29岁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顾颉刚的信中，询问其筹备编纂的《伪书辨证集说》之“诸子”部分是否完成，并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1]228至此，最多可以认为钱玄同受了康有为、崔适辩驳古文经学态度的影响。而顾颉刚在同日的回信既表示“先生所说集录经部辨伪之文的意思，读之甚佩”，又继续申发他的意见： 我想此书集成后，便可进一步去推翻“孔子删述六经”这句话了。六经自是周代同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了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到了《史记》，才说他赞《易》，序《书》，删《诗》；到《尚书纬》才说他删《书》，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说他作《易经》，作《仪礼》……“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2]卷七259 此为典型的顾氏辨析法，材料在哪个时代出现，事情就在哪个时代发生，仿佛孟子是无凭无据便说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也是不加考证就认为孔子“赞《易》，序《书》，删《诗》”。但须知孟子、司马迁也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学者，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在任何一个理性、科学的时代，只要问一句“认为《论语》没有记载的事情就都不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何以用《论语》之无载，怀疑《孟子》《史记》之真实性”，就可以让人们对顾氏的立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但在一个新学将打倒古学视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对经学和孔子感情上的厌恶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而中国典籍的史料化，又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学术渠道。为顾颉刚之说作论证的，是他的老师钱玄同，钱氏亦未曾掩盖他的学术目的：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1]233-234 钱氏长于古学，而“六经”为孔子删述或制作是经学的基本预设。在今文经学中，孔子作《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以成孔子一王大法。至康有为，则认为春秋战国诸子皆改制、创教，孔子也改制而制作“六经”。而在古文经学中，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古圣王政教经典，因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发展至晚清，章太炎也认为孔子是“古之良史”，删述“六经”，保存了古圣王的文献。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正因为其作者是上古历代圣王与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也正因为他在时代变局中，通过“六经”的删削制作，向上总结、继承尧舜以来的政教文明，往下预示、开拓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文明格局。因此，“六经”与“孔子”的关联，是经学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后来的“孔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石。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最早是在“史料”说与对史料的“辨伪”中发展出来的。钱氏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说：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1]138 既然把经学全部视为史料，那么整个中国文化所讲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史料，而今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理性”地重新审查这些史料。如前文所述，《孟子》《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皆言孔子删削“六经”。但是，如果将这一切都当作史料，则其都有被重新审视的必要。而在反传统的感情超过科学理性地看待传统的时候，《孟子》所言，只是其个人的意见；《庄子》所说，只是战国后期形成的看法；司马迁之说，只是汉初人的观点。这些意见、看法、观点，即便并不矛盾，也无一可以天然成立，无一不用质疑。钱氏1921年写给顾氏的信中说：“咱们欲知孔学之真相，仅可于《论语》《孟子》《荀子》《史记》诸书求之而已。”等到1925年发表此信，他加了一个附注道：“这是四年前的见解，现在我觉得求孔学只可专据《论语》。至于《孟子》《荀子》《史记》中所述的孔学，乃是孟轲、荀况、司马迁之学而已，不得遽目为孔学。至于解‘经’，则古文与今文皆无是处。”[1]225-226 此间，钱氏在1923年5月25日写给顾氏的信中，谈及他的心路历程，讲明了他从今文经学转向古史辨的过程，他说： 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的《伪经考》和崔觯甫师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的《习学记言》……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的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我现在以为——(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1]237-238 钱氏之说，因直接挑战了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问题，所以放在古代思想中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但钱氏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争论，反而引起许多共鸣。他的立论基础是《论语》，他认为：“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239五四时期疑古的人们一般都相信《论语》大体是可靠的，因为假使连《论语》也怀疑，那就可以直接怀疑孔子是否真实存在了。钱玄同认为孔子和“六经”没有关系，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论语》。他把《论语》中关于《诗》《书》《礼》《乐》《易》的内容都抄出来，以此来证明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当时不止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周予同等学者皆是此种思路。 例如《春秋》，钱玄同发现《论语》中没有一句涉及《春秋》，因此他说： 关于《春秋》的话，简直一句也没有。“答子张问十世”和“答颜渊问为邦”两节，今文家最喜征引，说这是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我们仔细读这两节话，觉得真是平淡无奇，一点也看不出是什么“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春秋经》《公羊传》《春秋繁露》中也并没有和这两节相同或相近的话。这样一件大事业，《论语》中找不出一点材料来，不是极可疑的吗![1]242 此后的1925年、1930年，钱氏又分别致书顾颉刚、胡适征求意见，顾氏之意与钱氏同，胡氏答书大意为“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但“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是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4]。对于孔子是否作《春秋》，怎样作《春秋》，在经学内部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在胡适这里却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到了1931年，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写了一个题为《重论经今古文问题》的序言，其中说道：“其实《五经》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之前，有成于孔子以后的。”[1]167大概是他得到的支持太少，不好意思坚持原来的见解。这种以《论语》中找不出关于《春秋》的材料来证明《春秋》非孔子所作，彻底罔顾《孟子》《庄子》《史记》之说，完全是古史辨理性主义的傲慢极端化的表现。《论语》本为孔门后学编辑孔子言论之书，《春秋》获麟绝笔，次年孔子即逝世。《论语》中孔子语录，最早者或为《颜渊》，最晚者或为《泰伯》。其时间可考者，多在孔子作《春秋》之前，且《孟子》《庄子》《史记》皆明言孔子作《春秋》，治《春秋》。如果不是极力要诋毁孔子，破坏传统文化，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对于《诗》《书》，钱氏列《论语》中关于《诗》十六则，关于《书》四则，以为：“这十六则中，找不出一点删《诗》的材料来。”其又言：“关于《书》的四则，也找不出一点删《书》的材料来。”[1]242-243钱氏之说，以《论语》言《诗》《书》而不涉及删《诗》《书》之事，便断言孔子不删《诗》《书》，仍然不免疑古过勇。关于孔子删《诗》之说，最明确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5]钱氏之后，对《诗》的研究，著作迭出，而怀疑之风，肆若狂澜。如傅斯年讲《诗经》便云：“‘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6]孔子教学，早在其中年时期，所用教材，即有《诗经》。那么《论语》言“诗三百”，正是孔子所删之后的诗三百，孔子屡言，理无足怪。而后世引《诗》，多出孔门定本，故多与今所见三百篇同，理无不可。至于孔子删诗，保留郑风之类，前人已辨之极详。 对于《礼》《乐》，钱氏认为“乐无经”，但从《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推断出“倒是这个没有经的乐是经过孔子整理的”[1]243。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氏说：“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征之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1]155钱氏认为孔子制了《仪礼》的一部分，如“三年之丧”，而《周礼》则为刘歆所伪造，《二戴记》都是东汉时期所编。 至于《易》，钱氏仍据《论语》言《易》三则，说：“这三则不特不足以证明孔丘曾经赞《易》，而且反足以证明孔丘与《易》无关。”[1]243 钱氏等人之论，主要问题在于只以《论语》为标准，并且认定只有《论语》记载的是真孔子，其余诸书都是后儒的虚构。这种极端的眼光，使钱氏等人只从《论语》中寻找关于孔子的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答案不存在，则任何问题都是伪命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论语》的性质——它只是孔门后学所编的记录孔子一小部分言行的书。孔子一生的言论行事，何其丰富，而《论语》一万一千余字之实录，何其简略!要是它书与《论语》所载矛盾而怀疑之，尚可理解。而《庄子》《孟子》《史记》与《论语》全无半点抵牾，却根据《论语》判断它们所说皆非，这完全是滥用理性的表现。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是“古史辨”的基础。只有将“六经”从孔子所在的时期分离出来，现代学者才能将“六经”安排到不同的时代之中，进行“辨伪”和“考古”。钱氏在论述“六经”与孔子无关之后，即言：《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汇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礼》，“《仪礼》是战国时期胡乱抄成的伪书”，“《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易》，“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崇拜的东西”，“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春秋》，是“断烂朝报”和“流水账簿”[1]245-247。钱氏的这一思路，即为“古史辨”的正统路数。一旦将“六经”从孔子手中分离出来，“六经”便可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研究者也得以重新排列这些史料，并进行历史研究。 在现代学术转型中，钱玄同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过渡人物。盖钱氏学出章太炎，又中途改辙，被康有为、崔适所影响，他是从经学内部出发来打倒经学，与胡适、顾颉刚们从经学外部否定经学不同。钱氏否定经学之激烈，又有过于胡适者。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皆变故说，创为新论。今文学尊孔，至康有为、崔适而无不用其极，以推翻一切古文经书；至钱氏，用其无所不用其极，以废其尊孔。古文学尊史，至章太炎而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化经为史；而钱氏复用其无所不用其极，而废其尊史，变为史料。钱氏两用，遂开“古史辨”之先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