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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关 键 词】宋朝/民变/招安/镇压/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作者简介】何忠礼，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北宋建立伊始，太祖赵匡胤兄弟认真总结了有可能威胁其政权稳定的各种历史教训。在他们看来，秦、汉、魏、晋、隋、唐虽然经常遭到周边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但朝代更替主要是内乱而非外患所致。即使发生了严重的外患，如果没有内乱，外敌也很难得逞。因此，淳化二年(991)八月，太宗赵光义告诫近臣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卷三二，719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内患”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包括武臣叛乱，权臣、宗室、后妃、外戚、宦官对政权的觊觎和各种阴谋活动；另一方面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就是各种民变(包括兵变和较大规模的起义)①。 对于前者，赵宋统治者一直遵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和各种“祖宗之法”以行防范，同时加强台谏官的职能，允许他们风闻言事，严加监察。一旦发现某种威胁，便坚决镇压，决不姑息。因此，从两宋立国320年的历史来看，这类“内患”极少发生，偶有出现，皆被消灭在萌芽之中②。 对于后者，在赵宋统治者看来，是最严重的“内患”。因为历史事实表明：强秦亡于陈胜、吴广起义，西汉亡于绿林、赤眉起义，东汉亡于黄巾起义，西晋虽亡于“五胡乱华”，却因“八王之乱”和流民起义开其端，东晋亡于孙恩、卢循之乱，隋朝亡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朝亡于黄巢大起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对这一“深可惧也”的不稳定因素，赵宋统治者却不是一味依赖军事力量，而是采取“剿抚并用”、“抚”字当头的手段加以平息，特别是对一些较大的民变更是如此。这里所谓的“抚”，主要指运用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包括在政治、经济上做出某些让步，通过招安、反间、招刺乃至“以盗平盗”等多种手段，收买、分化、瓦解反抗势力，以达到消弭民变的目的。 对待民变采取“剿抚并用”的两手，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惯用手法，本不足为怪，前人对此多有论述③。但是，宋代对于民变为何特别重视用和平手段加以解决？实施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平息民变对社会稳定有何意义？非军事对抗性策略为何不能成为万全之策？对这些问题，至今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为此，笔者拟略陈管见，并祈盼大家指正。 一、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在民变中的实施 两宋社会经济虽然获得较快发展，但人民群众的生活却依然十分贫困，其中当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刑政松弛，吏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贫富分化悬殊；三是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战争，造成军费和岁币大幅增加，加上冗官、冗费严重，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赋税苛重，造成生民重困。因此，两宋的社会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各种民变时有发生，从而严重威胁到宋政权的稳定。 面对大大小小的民变，赵宋统治者或直接采取招安之策，或在军事镇压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改用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加以消除。下面，本文拟以发生在两宋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三次农民起义为例，具体考察这一策略的实施过程。 (一)王小波、李顺起义 太宗淳化四年(993)春，四川青城县(在四川灌县境内)爆发了北宋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人王小波以“均贫富”为号召，当地饥民纷纷参加。起义军首先占领了青城县治，接着又攻取彭山县治(在四川眉山境内)，杀县令齐元振，“剖腹实以钱，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2]卷四。消息传到开封，太宗“议遣大臣抚慰”[3]卷二六七，9196，企图以此平息这场大规模的民变。但历时半年多，“抚慰”并未奏效，起义军的声势却更加壮大。是年十二月，他们在江源县(在四川崇庆境内)打败官军，杀死西川都巡检张玘。在这次战斗中，王小波负伤病死，起义军推举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领袖，坚持战斗。翌年正月，起义军占领成都及剑南大片州县，李顺在成都称王，建立了国号为“大蜀”的政权。 太宗在参知政事赵昌言的力请下改变策略，命内侍昭宣使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带兵入川，进行血腥镇压。淳化五年(994)五月，官军收复成都，李顺下落不明④，但郭门十里外犹为起义军所占据，他们“匿山谷，恃险结集”。王继恩眼见军事镇压难以奏效，便“百计召诱”[1]卷三六，788，但并不能得逞。不久，起义军在张余领导下，转战川东，先后攻占嘉(在四川广元东)、戎(四川宜宾)、泸(今属四川)、渝(重庆市)、涪(重庆涪陵)、忠(重庆忠县)、万(重庆万县)、开(重庆开县)八州，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北宋政府紧急任命谏议大夫雷有终出知成都府，要他平息起义军余部。雷有终入川后，依然相信武力，与王继恩一样继续残酷镇压起义军，但起义民众不为所惧，仍坚持战斗。 太宗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深以为忧，“意颇厌兵”[4]卷三六，239。同年九月，任命著名政治家、枢密直学士张咏出知益州(时成都府已降为益州)，嘱以“便宜从事”，并下诏罪己，“引咎深切”，声称自己“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张咏到任后，对起义民众再次恢复非军事对抗性策略。一次，王继恩送三十余名起义军战士请张咏处置，“咏悉令归业”，无一杀戮。此举引起王继恩的愤怒，张咏对他说：“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哉？”[1]卷三六，797当年十一月，在张咏的建议下，宋廷改授雷有终为西川招安使，召还王继恩回开封，任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赴川“招辑反侧”。与此同时，张咏采取措施，拯救饥民，开放盐禁，减轻蜀地民众疾苦。起义民众由此纷纷返回家乡，起义军的势力因此大为削弱。 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在嘉州被捕。稍后，另一起义军首领王鸬鹚“复聚集剽略，伪称邛南王”。西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奏言：“蜀之乱，由赋敛迫急，农民失业，不能自存，遂入于贼。望一切蠲其租赋，使知为生，则不讨白平矣。”太宗可其奏，石普遂“揭榜告谕，蜀民无不感悦”[1]卷三九，838。至道二年(996)五月，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蜀地农民起义最终被平息。 (二)宋江起义 北宋末年，有一支人数不多却勇敢善战的农民起义队伍，在宋江的领导下活跃于河北、京东、淮南各地。起义军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官吏、除恶霸，屡次打败官军，将没收来的财产分给贫苦民众。宋江起义军尽管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但一支只有数十人的队伍，面对成千上万的官军，显然力量对比悬殊，朝廷一旦出动重兵，严厉镇压，失败必不可免。但当时有官员侯蒙奏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为此，他向朝廷献策：“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接受侯蒙建议，于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下诏：“招抚在山东盗宋江”，同时任命侯蒙为知东平府，负责招安事宜，然侯蒙“未赴而卒”⑤[4]卷一○三，670。 宣和三年(1121)初，宋江起义军集结力量再次南下，进入淮南楚州(江苏淮安)一带。二月，起义民众在海州(江苏连云港)遭到知州张叔夜的袭击，宋江等人终于接受宋廷招安。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宋江有无接受招安一事，争论相当激烈。《宋史·张叔夜传》有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宋史·徽宗四》也有“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的记载。尽管有这些记载，但有学者对此宋江是否为彼宋江却始终表示怀疑。后来，人们从“靖康之变”中殉难的官员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中终于找到了宋江接受招安的确凿证据。该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弋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5]卷二，686李若水的这首诗不仅证实宋江等人确实投降了，而且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宋廷招安政策的肯定。李若水认为招安并非上策，如果朝廷能够“下诏省科徭”，那么就能够消除产生民变的原因，这是颇有见地的。 (三)钟相、杨幺起义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形势极度动荡。早就怀有个人野心的鼎州武陵(湖南常德)人钟相在二十几年前即以行医为名，利用秘密结社的形式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他向群众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平均主义的主张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环湖数百里的百姓“翕然从之”[6]卷三一，613。 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人陷潭州(湖南长沙)，游寇孔彦舟率军队进入澧州(湖南澧县)。钟相趁南宋军队手忙脚乱无暇顾及之机起兵，自称楚王，改元天载。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民变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洞庭湖周围鼎州、澧州、荆南(湖北江陵)、潭州、峡州(湖北宜昌)、岳州(湖南岳阳)所属19个县皆为起义民众所占有。 在起义民众的威胁下，南宋政府授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命他前往镇压。孔彦舟暗派间谍，以“入法”为名不断混入起义民众内部。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率兵乘筏夜渡，通过里应外合，对钟相大寨进行偷袭，钟相和他的妻子尹氏，儿子钟昂、钟全、钟绪及许多部属被俘，然后惨遭杀害。 钟相死后，起义民众在杨幺、杨华、杨钦、黄诚、周伦、杨广、夏诚、刘诜、刘衡、黄佐等八十余人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杨幺虽是钟相手下众多起义军首领中的一个，由于他斗争坚决，作战机智勇敢，逐步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成为继钟相以后最主要的首领。杨幺自称“大圣天王”，拥立钟相幼子钟仪为太子。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逐步形成了一套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并制造了适宜于在湖上开展水战的车船，使起义民众完全掌握了洞庭湖上水战的主动权，多次大败官军。 面对起义军势力的蓬勃发展，南宋统治者多次派人前往招安，力图通过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加以平息。此举虽然遭到杨幺的坚决拒绝，但也有部分首领因此发生动摇、变节，如重要首领杨华就在此时率领所部一万余人投降宋廷，被授予抚州钤辖。此后，杨幺对朝廷派去招安的官员一律予以严惩，致使有官员感叹：“洞庭阻固，累年于兹。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6]卷八五，1403 绍兴五年(1135)二月，宋廷以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要他从抗金前线“将兵平湖贼杨太”[3]卷二八，518。岳飞抵达湖南后，决定对起义军采取政治诱降和“以水寇攻水寇”的策略。他认为：“湖寇之巢，艰险莫测，舟师水战，我短彼长，入其巢而无向导，以所短而犯所长，此成功所以难也。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覆亡犹反手耳。”[7]卷六，316于是岳飞派人前往起义军各水寨进行策反活动，杨华奉命潜入水寨，促成黄佐叛变。黄佐投降后，官封武义大夫、门宣赞舍人。不久，黄佐水军偷袭周伦大寨成功，周伦败走出降，陈贵等9名首领被俘。岳飞再命杨华招降起义军的另一位重要首领杨钦，杨钦也率众三千余人，乘船400艘，到鼎州(湖南常德)向岳飞投降。以上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六月十一日，岳飞领兵向起义军的主要基地发动进攻，杨幺以车船迎战，驶至湖中，为腐草绊住，前进不得，乃与官军展开激战。在这危急关头，早已被收买的起义军首领陈瑫叛变，他劫持钟仪的座船向岳飞投降，杨幺把钟仪投入水中，自己也赴水泅走，不幸被牛皋捉获。最后，官军包围了夏诚大寨，寨破，夏诚向岳飞投降。不久，杨幺、钟仪皆遇害。 以上事实表明，南宋政府在平息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虽然也多次动用武力，但始终不能得逞。最后，主要还是依靠岳飞运用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即招降、收买、分化等手段才取得成功。 在历史上，采取剿、抚两手的策略以平息民变，虽然并非赵宋统治者的独创，但唯有宋代对抚的一手运用得特别广泛和娴熟，收到的成效也最为显著。当时，领兵镇压民变的文武官员大多带有“招安使”的官衔，表示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招安。对于少数民族首领发动的动乱，更是如此。官员一旦招安不成，有时还可能被黜降。如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屯田郎中(从五品上)韩铎降为职方员外郎(从六品上)，原因就在于“前任陕西转运日，庆州兵叛，不能招安也”[8]职官六五之三八。南宋建立不久，社会激烈动荡，招安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乃至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9]卷中，67等俚语。 此外，两宋政府还通过赈济灾民、招刺士兵、蠲税薄刑，甚至罢免贪官污吏等非对抗性措施，平息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民变。如仁宗宝元二年(1039)，明镐为益州路转运使，“岁歉，民无积蓄，盗贼间发。镐为平其物价，募民为兵，人赖以安”[4]卷六三，404。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后文也会有所涉及，此不赘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