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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军事对抗性策略绝非万全之策 有宋一代的民变，根据其提出的目标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民变是为了反对贪官污吏和残酷的赋税剥削，反对经济上的统制政策，以及在饥荒岁月求得生活上的温饱；另一类民变则打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权，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以数量而言，第一类民变占了绝大多数，第二类民变是少数。 对上述两类民变，在其爆发之初，赵宋政权多会借助于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加以平息，但得到的结果却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类民变，一般组织比较涣散，缺乏坚强领导，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只是为了求生存而进行斗争，所以参加民变的群众在政府的威胁、利诱之下，容易动摇而走向妥协，民变也很快会被平息。如淳祐十二年(1252)五月，信州玉山县(今属江西)饥民起事，朝廷立即发米三万石加以赈济，前后不到二十天，“玉山寇平”[3]卷四三，846。开庆元年(1259)冬，“射阳湖饥民啸聚”，两淮制置使、知扬州杜庶“遣将招刺，得丁壮万余，戮止首恶数人”[3]卷四一二，12384，一场规模颇大的民变也很快被平息。 第二类民变的领导人或是宗教领袖(如方腊、钟相)，或是具有一定政治野心的人物(如李顺)。他们的组织比较严密，斗争比较坚决，特别是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可以说与赵宋政权已经完全没有了妥协的余地，用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平息这类民变就很难奏效。 宋朝政府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平息民变，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所以，尽管民变被平息后，局势得到了控制，似乎又显露出了太平景象，赵宋政权又度过了一次危机；尽管这种以比较和平的手段平息民变，使百姓对赵宋政权不那么充满敌意，甚至有相当的认同感，但造成民变的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正如经过了一次火山爆发以后，地底下的能量暂时获得释放，但新的能量又在慢慢聚积，准备着另一次大爆发。宋代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仁宗庆历六年(1046)贾黯榜进士第二人、著名儒家学者刘敞的一段问答似乎可作代表： 天下方患盗，或问刘子曰：“盗可除乎？”对曰：“何为不可除也？顾盗有源，能止其源，何盗之患？”或曰：“请问盗源？”对曰：“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政赋不均，盗之源也；教化不修，盗之源也。一源慢，则探囊发箧而为盗矣；二源慢，则执兵刃、劫良民而为盗矣；三源慢，则攻城邑、略百姓而为盗矣。此所谓盗有源也。丰世无盗者，足也；治世无贼者，均也；化世无乱者，顺也。今不务衣食而务无盗贼，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务化盗而务禁盗，是纵焚而救以升龠也。”[21]卷四○，746 南宋初年，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交修在回答高宗关于如何“弭盗”的手札时也提出了与刘敞类似的看法： 昔人常谓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张)仪、(苏)秦说之于先，韩(信)、彭(越)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惟其冻饿无聊，日与死迫，然后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弃之于盗贼。陛下哀悯无辜，下宽大之诏，而开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丰其衣食之源，则悔悟者更相告语，欢呼而归……盗可弭矣。[22]卷四二，460 上述士大夫虽然为朝廷开出了种种有针对性的“弭盗”良方，但宋朝政府不可能真正加以采纳，而是尽做些表面文章以应付。如理宗亲撰《训刑铭》和《训廉铭》，刻石颁行全国，要求各级官员慎刑和廉洁。至于通过传播理学思想，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等说教，更是搞得轰轰烈烈，贯穿于经筵讲说、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各个场合。这种上下“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23]的道德教育，几乎不能触动吏治腐败和刑政酷滥的一丝毫毛。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杨简在给宁宗的奏疏中说：“臣又痛切告陛下，今之郡守、县令，所至多害虐小民，远郡、远县益甚。民被害虐，积怨积忿，久将乱生。一日有变，荡然溃散，不可救也。”[10]卷六○，831理宗朝著名理学家黄震在给提刑司的牒文中说：两浙路各州县“帖牒日不下数四，一帖动追数十家，甚至有百五六十家”，其结果是“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⑥，全被投入监狱。而宋廷对赃吏却越来越“仁厚”，北宋中期以后，特别是到南宋，不要说再无贪官弃市，就是“终身不用”、“籍赀”、“决配”、“差官究实惩治”等一系列措施也“不克举行”⑦。 总之，只要封建制度不改变，产生民变的社会矛盾就始终存在，吏治腐败不仅不能得到根治，反而会愈演愈烈；贪官污吏不仅不能得到肃清，反而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民变就不可能避免。因此，用非军事对抗性策略平息民变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维持社会稳定，但从长远看，确实并非万全之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