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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考古实践始于2008年出版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该书在传统考古报告里开设了一些小窗口，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相关章节的内容，即在“考古方言”里穿插了“普通话”的环节，使其晓畅易读[4]。这一尝试引发了圈内圈外的广泛讨论，先后有约10篇书评公开发表。贵州省文物局从2011年开始策划的“贵州文化遗产丛书·考古贵州系列”，计划推出解普及性读物8本，将贵州考古的最新成果用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予以刊布，即用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述严谨的学术成果，从而令其在更大的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丛书目前已完成撰稿工作，预计2014年初能推出部分成果。这两项实践，应属“考古科普”的范畴，无疑也是公众考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以考古现场为依托，开展深度的、广泛的公众考古活动，海龙囤开贵州先河。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对慕名而来的大批游客未能有效疏导，使其有“亲历考古”的现场体验。再如对公众考古活动开启“民智”后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考虑和安排不多。对于后者，我们曾有过惨痛的教训。通过广泛的互动，不法者一旦认识到遗产的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便可能受利益的驱使而对其采取恶意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在“打开天窗”前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公众考古遗产地，因此也需作充分的考虑和慎重的选择。否则，所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在普及考古知识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盗墓指南”。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公众考古亦不例外。好在海龙囤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活动才刚刚开启，我们的公共考古实践也才刚刚起步，尚有时间对不足之处予以改进。 【参考文献】 [1]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第43页。 [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和非调合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第113-114页。 [3]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第54页。 [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