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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安立及其现象简评 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郑安立以建国委员身份回到韩国，死在韩国，卒年不详。郑来华时36岁，在华37年，两者数字几乎相当。他由韩国人变为中国人，又由中国人重新成为韩国人的身份转换，引人深思，反映了那个时代部分在华朝鲜移民认同意识的特点：复杂、多层、多变。既认同中国为自己的现实国家——保护伞，积极加入中国国籍，承认自己为中国人，希求谋取正当合法利益；同时立足并借助中国，为谋求自己民族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一旦成功，毅然回国。这部分人多为经济殷实、政治上有一定影响、思想上民族主义情绪较浓者。 民国时期，东北朝鲜人归化入籍者人数较多、动机复杂，大致有以下原因： 1.为获得经济利益与财产保护。民国政府严加区别归化者和非归化者，允许归化者享有土地所有权并予以保护。抱此目的入籍的朝鲜移民占绝大多数，占归化入籍总数的98%［6］458。 2.为躲避奉系军阀的驱逐。奉系军阀对非归化者不给土地所有权，1925年签订《三矢协定》后，用各种手段驱逐非归化朝鲜移民，使很多非归化朝鲜移民只好被迫申请人籍［7］521。 3.朝鲜民族主义者或反日独立运动者，为了获得民国政府的政治庇护，躲避日本宪警的追捕和进行反日独立运动，选择归化。且民国政府历来对朝鲜民族主义者或反日独立运动者采取较同情的态度。1930年11月末，在延吉县瓮声砬子发生了日本领事馆警察被朝鲜反日志士所杀的事件。事后中国和日本警察一起出动逮捕了朝鲜反日志士，并监禁在中国警察所里。日后，日本多次向中方提出引渡该反日志士，但是，中方以归化朝鲜人为由拒绝引渡［7］521-522。类似这种带有“政治的危险思想”或为得到“特殊利益”归化的朝鲜移民，占总数的14%［6］458。 4.为得到政治上的“特殊利益”或“恩典”。入籍者可以得到中国地方官府的乡约、乡正、乡副、甲长、牌头、百户长、五十户长等公职。12这些公职，是中国地方官府给予归化者的一种特殊待遇。 5.厌恶或不愿意受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的管辖。这些朝鲜移民大部分对日韩合并怀有刻骨仇恨，有浓厚的亲中反日意识。这些人大部分是受到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的宣传和教育，与日本势不两立者［6］460。 6.由于移居时间较长，在习俗和语言等方面与当地居民相差无几，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厚感情，很自然地选择中国国籍［7］523。 民国时期，除了以个人形式申请入籍者外，还有以集体形式入籍者。例如，1910年日韩合并后，和龙县朝鲜移民不能容忍日本的凌辱，有2 289户集体申请入籍，当时还有很多朝鲜人村落写好入境日期，准备申请。13121914年2月，李同春和金立代表延边地区万余户的朝鲜移民，到北京向民国政府国务院上交归化人籍请愿书，表达了加入中国国籍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这次申请，令延边地区不少朝鲜移民补办了入籍手续，还领收了民国政府国务院颁发的入籍执照。14 在入籍问题上，朝鲜人内部意见不一。主张归化入籍者认为，朝鲜移民尽管在法律上具有日本国籍，却不能受日本政府的完全保护，因此，趁这个机会归化中国，完全受中国的“保护”，以求生活安定。他们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更改入籍程序，以便轻易地加入中国国籍［8］7。反对归化入籍者主张，不能为躲避迫害和驱逐而加人中国国籍。因为，即使加入中国籍，遵从中国法律，由于朝鲜人是弱小民族，也不可能享受与中国人一样的待遇，也许归化后受到的迫害更甚于现在。因此，现阶段要求日本取消民族差别政策，更为重要［8］7-8。1927年1月10日，在奉天召开的全满朝鲜移民大会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从地域上看，在日本势力相对薄弱的北满地区主张归化入籍者较多，而在日本势力较强的南满地区，则反对人籍者较多［9］。 郑安立发迹于东满即今延边地区，入籍动机主要是需要民国政府的保护，为其经济与政治活动提供保障，与他相类似的人物也大多在“二战”后同一时期返回朝鲜半岛。但是他在多次上诉呈文中体现出来的对中国国家认同的肺腑坦诚，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鲜移民的心声。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