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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降幡现南京，系国民政府的精心安排 德意日法西斯燃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是邪恶向良知的挑战，是反和平、反人类的战争。他们的投降是以数以千万计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正义战胜邪恶、和平战胜战争的结果。因此胜利者的受降是一件严肃认真、庄严而又神圣的大事。根据史实归纳起来，以下五点是受降仪式上必须考量与实施的。 一是受降仪式的地点要选择在有影响、警示作用的地方。盟军与苏军的受降选择在柏林，因为那里是德国法西斯的老巢，是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盟军太平洋战区的受降地点之所以选择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主要是美国要体现是他们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凸显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告诉日本人老实点，我的战舰就停在你的身边)。中国战区选在南京受降，因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侵华日军的指挥巢穴所在。擒贼先擒王。在这里受降必定对整个侵华日军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侵华日军在侵占南京后对无辜民众进行了大屠杀，欠下举世惊骇的血债，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对受降者也有抚慰与心理上的补偿。此点何应钦于1945年9月8日在南京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中说得很明确：“记的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自信，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重回到首都。”(18)中国战区在南京受降，也是对加害者的讨伐，对受害者的抚慰。因此何应钦谈话中还指出：“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获得光荣的胜利，重回到首都，内心自然是无限的兴奋和愉快，同时想到这八年来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同胞，以及陷区同胞八年来所遭遇的痛苦，又不胜感念。今天回到首都，首先要代表蒋委员长对陷区同胞和死难军民的家属，表示恳切的慰问。”(19)何应钦的谈话的确反映了当时的心情与中国战区在南京受降的目的。 二是受降仪式上一定要有战败方最高军政要员签字，表示侵略者彻底认输。在柏林受降仪式上，鉴于战争罪魁希特勒已经死亡，德国投降代表为德军最高统帅长官凯特尔元帅；在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上，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全部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只有主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才能代表战败者彻底认输。洽降的代表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幕僚，是主官的属员、参谋，是司令官的幕后智囊团成员，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即使是幕僚长也没有这个权力，假如是战败的主官赋予其投降权力，受降方一定会拒绝，因为这样做很不认真，很不严肃。中日在芷江洽降的代表分别是萧毅肃与今井武夫，他们是主官的幕僚长，所做的事仅是为而后受降作准备，他们没有受降的权力，也没有得到双方主官赋予的投(受)降权力。 三是一定有受降地区反法西斯盟军主要长官签字或到场见证，表示共同战胜世界法西斯。在柏林受降仪式上，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盟军副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国总司令塔西尼等人参加，并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密苏里战舰的受降仪式上，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代表美国受降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徐永昌代表中国，以及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分别在受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南京的受降现场盟国各方代表的标志更为明显：受降地广场的旗杆上，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礼堂正中悬挂着中、美、英、苏4国国旗；一面墙壁上挂着中、美、英、苏4国领袖的肖像。参加的盟军代表有：美国陆军麦克鲁(Robert B.McClure)少将、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海军迈斯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保义上校等。此外还有加拿大、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40余人。 四是为表示日军是全面投降、为受降仪式后的对口接收计，受降仪式上要有双方各地驻军代表、各军种的主要指挥官参加。在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中方的顾祝同、萧毅肃可以看作陆军的代表；海军的代表是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的代表是空军上校、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日本方面，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代表中国派遣军陆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代表海军，日本无空军军种，只有从属于陆海军的航空队，陆海军的长官当然也代表了航空队。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代表驻台湾日军、第三十八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代表驻越南的日军，也到受降签字现场。这样做不仅表明严肃、认真，也方便而后各地、各军种的受降接收。 五是受降仪式为而后在各地的受降中起到了范本的作用。就是受降的地点选择在政治中心或战略要地；所在地双方军事长官参加并在投(受)降书上签字；有盟军驻扎或有盟军代表的地方，邀请其参加受降仪式。如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台湾受降(光复)仪式时，出席者不仅有陈仪、葛敬恩、柯远芬、陈孔达、李世甲、张廷孟、范诵尧等在台高级军政人员及中央各部特派员、长官公署暨警备总部各处处长，还有盟军代表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19人；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忻、杜聪明、林茂生等30余入，新闻记者、来宾等10余人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受降仪式结束后，各受降区随即对所在地的日军进行缴械。 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在各受降分区举行受降仪式与缴械。各区的受降指挥官、日军投降主官、时间、地点见表2(以受降执行时间为序)。(20)  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情况考量，以上五点受降标准芷江都不具备。从表2反映的各地区受降的史实看，芷江也不在中国战区的受降地区之列，是确确实实的洽降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节点上不对，众所周知，日本在东京湾上的密苏里号的签字时间为9月2日，而芷江洽降的时间为8月21日，驻华日军不可能早于同盟国家签定投降书，这是常识性的问题。 有人以“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为题著文，(21)以此来说明芷江是受降不是洽降。现在暂且将文章的内容放在一旁，仅题目就有两个常识性错误。其一，中国的抗日烽火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国家已明确抗战的开端自九一八算起，不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抗战开端。日本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东北。东北人民不顾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自发组织起义勇军，举起了抗日大旗，这时的抗战虽然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就是那一段抗日的历史。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开始的，就会给人一种日本的侵略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印象，在此之前日本没有侵略中国，有意无意淡化了日本的侵华罪行，也必然抹杀了自九一八开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上海人民及第十九路军的抗战，华北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抗战的功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二，日本侵华投降书是于1945年9月9日9时，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盖印的。“一片降幡出石头”。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三九良辰”大吉大利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历史上一个刻骨铭心、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国战区在南京的受降，在时间的选定上，“三九”亦颇有用意，它反映了中华文化心理：长久远离战争，永奠和平。这与日本法西斯“武运长久”的文化是大相径庭、格格不入的。总之“降书”没有落芷江，用今井武夫本人的话讲，他到芷江的目的“纯系任(投降)联络任务。”(22)日本洽降者在芷江的笔墨痕迹，仅是今井武夫在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上的签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