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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载政治成败得失与刻画人物形象的交响 把记载、总结政治成败得失与刻画帝王的性格胸襟二者结合，是《史记》“本纪”的又一重要史学功能。 先秦史学的主要成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司马迁在对其充分继承的同时，又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和杰出的创造，各卷的叙事基本上都是按年代先后记述，而全书的总体面貌和记载重心，则是记述人物的活动。这是因为，时代前进推动历史编纂实现重大变革，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和汉朝立国以来的史实证明，人物的活动，是历史成败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因此，司马迁将记述明主贤臣、杰出人物的活动，作为他著史的宗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义死节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是其父司马谈的临终嘱咐。而他本人确立的著史宗旨，日夜懔懔于心不敢稍忘的，就是记述明主贤臣的功业，否则，“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而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以记人物为中心，当然首先必须体现在“本纪”之中。因此本纪各篇成为记载政治成败得失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交响，乃是时代前进对历史编纂学的内在发展需要和司马迁本人的自觉追求。 《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在“本纪”中记载的史实最丰富、场面最宏大，在史料的搜集和剪裁上最下工夫，所倾注的感情也最为深沉，我们即以此为典型篇章略作分析。 项羽名籍，是楚国将领项燕的后代。青年时代，他即具有常人不及的豪气。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与叔项梁同往观看，项羽当场即感叹说：“彼可取而代也。”“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在反秦浪潮中，项梁、项羽在江东举兵，渡过江、淮进入中原作战。当章邯率大军包围巨鹿城，赵王赵歇及将领陈馀、张耳困守城中，号为卿子将军的宋义却拥兵安阳滞留不进，饮酒高会，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当此危急情势下，项羽表现出其果断和勇气，他严责宋义：“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于是以楚怀王心下令的名义斩杀宋义。项羽此举大受嘉许，楚怀王拜他为上将军，诸将皆属。 项羽从起兵到败亡历时5年，所经70余战，作战范围达于河北、河南、关中、山东、江淮等广大区域，司马迁以极高的识力，从中选择了救巨鹿、鸿门宴、垓下之战作为记载的重点。这三个事件正是项羽政治上、军事上成败的关键，也是凸显其性格特点的重要历史场景。 巨鹿大战极写项羽勇力、气势过人，因而成为威震天下，号令诸侯的英雄。当巨鹿两面受敌，情况万分危急时，各诸侯军心怀恐惧、顿兵旁观，独项羽率军以与敌决一死战的气概，破釜凿舟，连续九战，分别击溃秦将苏角、王离、涉閒，项羽将士呼声震天，诸侯军人人惴恐。请看司马迁极写项羽的无敌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鸿门宴一幕，则写出项羽不用谋臣范增计策，沽名钓誉，丧失有利时机，放走刘邦，以致留下后患而酿成最终失败。刘邦率军先破秦军进入关中，项羽救赵后也率军入秦。两军相对，项羽处于绝对优势：“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刘邦依张良计，次日来到鸿门，向项羽表示谢罪(刘邦派兵守函谷关，致使项羽大军西进时受阻)。在宴席上，范增再三示意项羽下令对刘邦动手：“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席间，项庄拔剑起舞，意在沛公。危急间，勇士樊哙拥盾而入，护卫刘邦，并严词责备项羽。刘邦见势不妙，用计逃席，留下张良将白璧和玉斗，分别赠送项王、范增。“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羽之沽名钓誉、错失良机，与范增的洞察利害、深谋远虑恰成对照。 至垓下之战，项羽已陷于汉军重重包围之中，随骑仅有28人，汉军追者数千。直至最后败亡之前，他仍然显示出其令当者披靡的勇猛气概：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通过以上三个事件，司马迁成功地记述了项羽兴起之迅猛和结局之悲凉，令人击节，令人慨叹!更可贵的是，司马迁以“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更进一层揭示出项羽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他在政治上目光短浅，没有安定天下之志，不懂得秦朝长期暴虐统治之后，百姓急迫需要实行德政；相反，他滥加杀戮，失去天下人之心。巨鹿大战之后，他率军西进，途中，获知秦军降者有不满的言论，“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更加严重的是，在鸿门放走刘邦之后，他在秦朝京城大肆屠戮，掠抢秦宫室财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秦人因此对他绝望!又实行分封天下，负约封刘邦为汉王，令其僻处于南郑，另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及魏豹、赵歇等，共分封十八王，自号西楚霸王，更加剧分裂割据的局面。楚怀王心当时名义上是天下共主，项羽将他废弃，徙置湘江上游，并派人击杀于江上。齐王田荣叛项王，项羽北上攻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宫室，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其结果，是“齐人相聚而叛之”。 项羽招致败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缺乏谋略，不采纳智者计策，甚至加以猜疑。范增是著名的谋士，对项羽一再提出良策，项羽却奋其私智，拒谏塞听，因而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当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垒，汉军运粮的通道被楚军屡屡侵夺，汉军乏食，请与楚划荥阳为界讲和。此时，范增力劝项羽乘刘邦兵力不足、处境不利之时将之攻灭。在此危急情况下，刘邦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短视无谋的项羽正好中计，竟然由此而对范增猜疑。司马迁对此具载其始末：“汉王患之，乃用陈平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项羽因颟顸猜疑，失去了范增这位唯一忠心耿耿的军师，更促使他走向最终的失败。一个叱咤天下的英雄最终却惨死于垓下之围，这不仅是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上的大事，而且从总结政治成败教训上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司马迁在篇末《项羽本纪·赞语》中所做的鞭辟入里的论断，值得人们再三品味：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刘邦也是反秦起义的英雄人物，又是西汉皇朝的开国君主。《高祖本纪》以翔实的史实叙述刘邦政治上目光远大，深知百姓长期受秦朝暴政之苦，必须除秦繁苛，休息民力，才能得民心。他富有谋略，知人善任，虚心听从贤者谏议，因而屡屡从困厄中重新奋起，最终平定天下。 司马迁突出地记载刘邦志在战乱中实行仁政、安抚民心的重要事件，证明这正是刘邦在群雄逐鹿中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天下纷扰之时，楚怀王与诸老将商议指派进入关中的将领，诸老将就曾对项羽和刘邦做了对比：“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楚怀王并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这就意味着刘邦在各路将领角逐中已开始处于主动地位。刘邦率军以罕见的勇敢和智谋，连连克敌，于汉元年(前206)十月，遂先于诸侯军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听从樊哙、张良谏议，“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同时颁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分派吏属遍至诸县乡邑宣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凡我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刘邦实行的政策，得到长期饱受秦朝暴政之苦的关中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项羽背约，要使刘邦受困于偏僻闭塞之地。但在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刘邦接受了萧何、张良等的建议，接受封号，到汉中，并烧毁栈道，表示无意东归，麻痹项王。刘邦行时，“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经过积蓄力量，数月以后，刘邦部署还兵关中，出奇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等，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刘邦随即采取措施，健全三秦、陇西、北地以至河套这大片地区的郡县行政系统，又“缮治河上塞”，“诸故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司马迁对以上史实一一详载，实则证明这些措施正是刘邦经略天下的开始。此后在与项羽长期争战过程中，关中便成为其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楚汉两军在河南荥阳、成皋一带相持争战长达3年时间，《高祖本纪》着重记载刘邦如何虚心听从谋臣谏议，面对复杂局势做出正确决策，因而渡过危局，逐步壮大自己，并得到大将韩信、彭越等人的支持，最后由军事上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如，项羽大军曾把刘邦包围在荥阳，刘邦用计得脱，退回关中补充给养，重整旗鼓，留少数兵力固守荥阳。此后，刘邦本欲出兵东向再与楚军正面相持，而袁生进计，说：“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闲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刘邦立即采纳，改从武关出军宛、叶，项王果引兵南下，汉军坚壁拒战。刘邦令彭越在项羽后方断其粮道，又在下邳大破楚军，使项羽背后受到威胁。又如，韩信在山东先击败齐王田广，又联合灌婴大破楚军，派人来向刘邦要求封王，说：“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刘邦怒，欲以兵攻，张良向他劝谏：“不如因而立之，使为自守。”刘邦立即听从，派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此后，刘邦大军遂得到韩信、彭越、英布各军的配合，实现了对项羽包围的形势。 因此，当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君臣一同评说刘项成败原因之时，刘邦即发表大段议论，以他知人善任作为战胜项羽的最重要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周围的文臣武将不但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创设制度、治理国家做出卓越建树。最初在沛县起兵跟随刘邦的萧何、曹参、樊哙三人，在长期征战和汉朝开国后一直忠心辅佐刘邦，刘邦对他们高度信任，视为股肱重臣。高祖临终，当吕后问他国政将委托何人时，他交代可委托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和周勃，其后的史实恰恰证明刘邦付托得人。 《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史实纷繁复杂，但司马迁所揭示的历史主线十分清楚，对项、刘两人的重要作为及其产生的历史效果均做清晰的交代，记述的场面波澜壮阔，又从多角度展现人物的性格、襟怀，达到形象丰满，生动传神。两篇的内容既互相对照，又互相补充，也堪称《史记》全书各篇结构紧密、有机结合的一个缩影，因而成为历代传诵不衰的名篇。马克思曾经说过，古代希腊的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它产生于“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又说：“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21)马克思的话能帮助我们理解：司马迁虽然处于社会生产不发达的汉代，但在这一时期华夏民族所具有蓬勃创造力和提供的思想文化条件，也类似于希腊，是在人类童年时期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并通过司马迁的杰出才能将之表现出来，因而《史记》同古希腊艺术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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