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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求真方面，古代东西史家保持着一致性，那么，历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古代希腊的设置与东方世界就出现了差异。在古代希腊，不仅作为知识王冠的哲学的地位远在史学之上，就是诗“也比历史学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通性的时间”，而历史学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11)就整体而言，古希腊的思想“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其本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即历史学不能认识永恒的事物。(12)因此，能够认识永恒性的哲学和普遍性的诗的地位都要高于史学，前两者属于“真知”(episteme)的思想类型，后者属于“意见”(doxa)的思想类型。历史学只能提供低于“真知”的“意见”。(13) 关于“真知”和“意见”的含义，柯林武德有如下解释：真知“不仅是在此时此地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有效的，而且它根据可以证明的推理并且可能通过辩证批评的武器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意见则是“我们关于事实问题所具有的经验性的半—知识，它总是在变化着的……因而它只在此时此地在它自己本身的延续期内是有效的；并且它是瞬间的，没有道理的，又不可能证明”。(14)这两种界定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古代希腊人对于知识指向范围和知识价值意义的观念，因而也被广泛引用。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的价值是被限定的价值，这种“半—知识”的有效范围是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从逻辑上说，它虽然不能成为“普遍真理”，但却可以成为部分的“真理”，即可以对“变化”进行描述，并通过描述提供一定程度的真确解释。古代希腊史学家之所以没有成为没有思想的木偶，古代希腊的历史著述之所以没有成为廉价的历史故事集，部分的道理正在于此。 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道理则来自于史学本身。尽管思想的历史是一个时代人们创造力的结晶，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这个时代实践的所有过程以及这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的所有目标，主流的观念和时代的精神也并不代表思想的全部。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实践性的努力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有自身的特征。让“可歌可泣”的历史“永垂后世”是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目的。(15)他强调以历史事实来“训世”，其根据是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有轨迹可循，都在由因及果的关联中呈现。(16)这种历史观念实际上是将历史作为可以教育后人“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的全知识，客观上也是对古代希腊知识结构的“时代精神”的一种挑战。 在这一方面，希罗多德并不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史学史上的独行者。随后的几位史家，从不同的角度、用各自的语言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修昔底德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撰写目的时写道： 如果学者们想要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17)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史家波里比阿(前204-前122)将历史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知识：“从研究历史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害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取鉴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唯一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他还前所未有的明确地将史学升拔到哲学的高度，即历史学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18)罗马史学的奠基人老加图(Cato the Elder，前234-前149)指出，历史著述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19)这个原则为其后人所承续。帝制时期罗马史家李维(前59-公元17)强调了史学的“独特”功用。这就是：“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该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20)而古代罗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同样将“赏善罚恶”作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同样将“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21)这样，从希罗多德到塔西佗，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七百年间，我们看到了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轴心的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涌动的潮汐：一方面，在时代精神所选择的学术类型中，历史学的地位不高，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的价值受到怀疑和贬低，在这个框架内，历史记录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自我评定中，历史学的意义得到全面首肯，在这个框架中，对历史的记述和研究不仅可以培育当下时刻人们的良好道德，也可以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段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即“千秋万世的瑰宝”)。 东西方古典史学存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东方，历史学在各种学问中地位崇高；在西方，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或多或少被低矮化和边缘化了。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更为引人注目。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一门在“不虚美，不隐恶”的要求下求真的学问，古代西方同样是如此。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与国家治理高度关联的实用学问，古代西方也并不逸出此外。尽管古代东方历史学的地位几乎无与伦比，如刘知幾所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2)而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却远未达到这样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妨碍古代西方史学家在史学实用价值和实践性方面，获得与他们的东方同行们相同的认识。在“东”与“西”的两种史学类型中，东方史家的追求显示了历史学价值的指向和表现，西方史家同样显示出这种指向和表现，而且由于其在知识体系中特定的学术位置即历史学不那么被人们所看重，它的显示更有意义。 然而，现象的表现只是说明了某种因素出现的趋势，对现象的描述并不能取代逻辑上的证明。历史学的实践性是否是这个学科的必有属性，还需要考虑这个学科的本质。在我看来，下述三个方面对实践性之所以必有于历史学科的可能有了进一步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