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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彭卫：《历史学的实践性与历史经验》，《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1日第14—15版；彭卫：《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②《尚书·周书·多方》，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229页。 ③《诗·大雅·荡》，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52页。 ④《诗·大雅·文王》，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5页。 ⑤《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4年，第4027页。 ⑥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学个人之见与国家意志的交集以及历史理论的发展大势，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导论》部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56页)。其他有价值的著述甚多，篇幅所限，恕不具列。 ⑦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91页。 ⑧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页。 ⑨转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⑩转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14页。 (1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页。 (1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13)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的比较为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1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3页。 (15)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167页。 (16)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20—21页。 (1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 (18)波里比阿：《通史》(亦称《罗马史》)，转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54页。 (19)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38页。 (20)李维：《罗马史》，转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44页。 (21)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48页。 (22)刘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制》，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304页。 (23)《庄子》内篇《养生主》，见郭庆藩：《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5页。 (24)刘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制》，见浦起龙：《史通通释》，第393页。 (25)转自马鲁：《历史如同知识》，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26)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139页。 (27)“历史哲学”一词由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提出，意指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应该达到一种哲学和理论的理解。近现代“历史哲学”一词多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名行世。参见何兆武、陈啟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之《绪论：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何兆武、陈啟能撰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注①。 (29)屈威廉：《克莱奥——一位缪斯》，施子愉译，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77页。按，屈威廉并不否认历史学的价值，他尤其强调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文中所引观点，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今天中国民众想必是不会陌生的。 (30)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段涓译，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42、238页。 (31)参见波普：《历史有意义吗？》，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3页。 (32)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44页。 (33)屈威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77页。 (34)顺便指出，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学者提出将历史学区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以“应用史学”直接服务于现实。这实质上也是以自然科学为摹本，反映了唯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影响。 (35)参见何兆武、陈啟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1章《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李春平撰写)，第61页。 (36)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6页。 (37)章太炎：《致袁世凯书》，见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7页。 (38)《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转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 (39)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1页。 (40)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75、878页。 (41)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 (42)任继愈：《老子新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2—83页。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道经》文字基本相同(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49、461页)。又，这段文字断句，或将“无有”连读(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3—45页)。两种读法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43)《庄子》内篇《人间世》(郭庆藩：《庄子集解》，第186页)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第186页。 (44)希罗多德：《历史》，第556页。 (4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 (46)刘知幾：《史通》外篇《杂说下》“杂识十条”，第529页。 (4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史回护处》条，见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61页。 (48)《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49)参见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50)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163页。 (5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3页注120。 (52)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2期。 (53)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40页。 (54)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32页。 (55)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0页。 (56)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3页。 (57)刘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制》，见浦起龙：《史通通释》，见浦起龙：《史通通释》，第393页。 (58)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五七《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四部丛刊本。 (59)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深虑论》，四部丛刊本。 (60)参见莫里逊：《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64—265页。 (61)参见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见罗素：《论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原文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