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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读书而做官不得、做想做的官不得，或是官场坎坷屈辱而辞官不做，或是预设了做官、做想做的官的铺垫——于是隐，于是有隐士。 鲁迅讲，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这美名的缘由，大抵在拒绝与盘剥百姓、贪渎丑陋的当道者同流合污，不为私欲私利做官，不以折节逢迎做官，“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何况与勾心斗角、锦衣玉食的官儿判然两样，宁肯远避政坛的奢靡纷争，优游于山水的自然和质朴，在环睹萧然、麻衣素食的清贫里，守着物我两忘的高雅和率性。 也是鲁迅讲，隐士“有时也当做一个笑柄”。诸葛亮以布衣躬耕南阳，因刘备的知遇出山，直到不计成败利钝，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忠义凛然与日月争光，历来赢得尊敬。然而如果作望文生义的理解，“隐”则声闻不彰、息影山林，却偏要“风流天下闻”，偏要“名”——“美名”亦名，以至闹到把这作为博取什么的招牌，就进入鲁迅的“有时”了。唐人卢藏用举进士，居终南山于先，“以高士名”被招入仕于后，还要自得，指“此中大有嘉处”。倘说寻找自然景观，山高林密、沟深崖陡、明月清溪、绿竹幽径的所在多的是，何必“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的“嘉处”，正在近旁唐代皇宫庙堂的“王者之气”。有“身在南山，心存魏阙”和“终南捷径”，却并不见有比如“身在天山，心存魏阙”和“珠穆朗玛捷径”。 隐士的美名和笑柄，划定了它的读书人的圈子。农人、樵夫、铁匠、渔翁，摆几把青菜的小贩，卖唱的歌女，何曾想到做官，何曾有人称隐士。读书人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半隐半仕、时隐时仕、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万变不离其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府”。“隐”的另一端，无论直线或曲线，终归连接着“仕”。 这自然也是一种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该算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一种交汇、一种变异、一种余脉。 现代社会则不然。 读书人多了，更加没有那么多官儿的位置。报考公务员挤破头，也还多有别样的出路。款儿们的队伍，从粗通文墨囊括到博士和教授。读书然后种地、打工，持研究生文凭做保安、当保姆、开包子铺，守着一部电脑炒股炒期货，唱歌跳舞做运动员，医生和科学家，离休退休颐养天年，城里住烦了找个乡间茅棚种菜活动筋骨，仿佛多少合乎传统文化里隐士的定义，却并不自称隐士，别人也不视之为隐士。 古来不见隐士结盟。现在的因特网有“中华隐士同盟”，称“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前提下开展和促进各民族及网络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以及推广工作”，自称隐士，似乎大多是生活于都市的志同道合者。一位“北京隐士”发帖《一刻的日记》，说“中国这社会，干什么职业都不如干隐士来得安全和保值”。隐士而北京而职业而保值，这变味，真要使终南山的隐士瞠目。 仍然想起“美名”和“笑柄”的评价。美名在弃绝官场的虚套和装腔作势，求一份洁身自好的安宁。待到“隐”又到因特网张扬和呼朋引类，就多少成为笑柄。 隐居山林也罢，蜗居都市也罢，隐士们在疏离社会的竞争和喧闹里，表现的是胜者的闲适和弱者的无奈，从生到死，衣食住行，何尝一日离开社会。陶渊明想象出一片桃花源，然而息交绝游之后的驱遣僮仆征夫，显示的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今日终南山的隐士，目睹游人的熙熙攘攘，靠附近村民柴米油盐的接济，在电脑和收音机里和世界对话，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至于失望于现有教育体系，带年幼的女儿在终南山背诵四书五经，以便培养人格完整的现代君子，恐怕大半只是良好的愿望。 我想，人在社会里生活，即便咬了牙“隐”，其实也“隐”不到社会之外。何妨遇到光明就去迎接，遇到丑恶就去涤荡，遇到友善就去回报，遇到敌意就去化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爱和恨的创造里，走一回人生的路。 然而疲倦之后的休息，胜败之后的静心思索，厌烦一种生活方式之后的另辟蹊径，开始新路之前的心理准备，隐士也成为一种选择。隐士有权利得到非隐士者的尊重。隐士文化有权利在我们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取得一席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关注隐士现象和隐士文化，表现出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敏锐和开阔视野，这是值得称赞的。 （作者：卫建林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高丽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