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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议和:严复的“持久战”构想 中日黄海大战不到一周,严复致信乡前辈陈宝琛,历述大战过程。当时,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参与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高级将领,基本都是严复就读福州船政学堂时的同届同学,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勲、叶祖圭、方伯谦、邱宝仁、李和等。对于这些曾经的同窗,严复评价很高:“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 整个战争形势让严复“心惊手颤,书不成字”:“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即便如此,严复也坚决反对与日本议和。 严复的对策是持久战:“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这大概是对日作战应采取持久战的最早提议。可惜,被打蒙了的清政府完全无心再战,很快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告终。曾经留学英国并对西方文明知之颇深的严复,意识到这场战争将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 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严复的担心已经成为事实。但是,严复没有料到的是,恰恰是他本人成为将中国“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扫地而尽的最重要推手。《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救亡决论》称:“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严复对于中国政教学术的不满,由来已久。 承认西方政教学术全面优于中国 史华慈在对严复的所有著译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寻求富强”是严复思想的中心旨归。严复曾在《主客平议》一文中,以新旧二客辩论的方式阐述过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教学术所推崇的“三代之治”,根本“无所谓富国强兵”。所谓三纲五常,所谓以礼治天下,关键就在于用等级来规范人的欲望,即你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你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欲望,不能有“非分之想”和“无等之欲”。这样一种规范,在传统时代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不望富国强兵,但求天下太平,这大概就是严复眼中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目标。 显然,这样一种治国追求,只有在以中国为天下的时代才可以实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实际上宣布这样一个时代已然终结,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严复在甲午战局日益败坏之时,发表《论世变之亟》,正是要向中国士大夫们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严复所谓新时代的来临,主要是基于一种全新的认识,即西方政教学术全面优于中国。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历述古代中国遭受的异族入侵,认为这些异族在政教学术上远不及中国,或者根本就没有,所以“既入中国而为之君矣,必不能弃中国之法”,最后则是“异族常受制于中国”。 正是甲午战败使得严复公开指出,“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其不仅在汽机兵械等“形下之粗迹”上胜过中国,在政教学术等“命脉”上也胜过中国。事实上,在严复看来,中国和西方在政教学术上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即“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只是西方“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之所以如此,严复给出的解释是,“自由不自由异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