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振红

    简帛出土后，其对具体研究推动的事例，俯拾皆是，数不胜数。更为重要的是，简帛学的兴起推动了一些宏观问题的讨论以及史学观念的变化。

    简帛发现距今已100余年，百余年中，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大量新发现简帛的公布，如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上博简、张家山汉简等，国际简帛学界多次出现研究热潮。日前，本报记者就简帛学百年发展的状况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振红研究员。
    简帛学前景广阔 潜力无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帛学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这与简帛出土数量的急剧增加有直接关系，请您介绍一下近40年来简帛出土发现的情况和特点。
    杨振红：简帛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呈现井喷之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简帛的出土和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出土地分布广。70年代以前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此外，在湖南、湖北、河南、江苏等地有少量出土。70年代以后，除了在上述地区继续有大量惊人发现外，在山东、河北、江西、北京、陕西、广西、安徽、青海、四川等地也有重要发现。此外，还有上博简、岳麓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收集简相继问世。第二，数量巨大。例如，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约10万字的西汉帛书，1974年甘肃居延出土汉简近2万枚，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4万枚以上，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秦简3.6万余枚，2010年又在长沙发现近万枚东汉简。第三，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除各种官私文书外，还有大量经史典籍，其中包含许多已经佚失的珍贵文献。第四，涉及的时段长，从战国直至唐代。这些特点足以说明这40年来简帛的材料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于目前简帛学的发展态势有什么看法？学科发展中又存在哪些不足？
    杨振红：上述简帛材料状况的变化，使今日的简帛学已与上世纪70年代以前有很大不同。就学科性质而言，简帛学是一门跨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法学、哲学、宗教学甚至数学的综合性学科。一般来说，任何学科的发展，如果长期没有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的注入，就会走向停滞甚至衰落。因此，这样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简帛材料的发现，必然会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整个知识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的影响或许我们今天都难以预想和估量。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简帛学是一门富于生机和无限潜力的“朝阳”学科，拥有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简帛学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显学，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从目前海内外关于战国至魏晋时期历史、语言、哲学等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大都以新出简帛为主题可以略见一斑。
    目前简帛整理与研究工作正从各学科角度全面铺开。最令人期待的领域，包括对先秦典籍经典化过程的新探索，对战国秦汉时期知识体系的新解构，对战国至魏晋时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新认识，以及对于这一时段历史知识的新扩展。而构成这些“新”研究基础的是宽阔的视野、完善的知识体系、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具体翔实的实证研究。
    简帛的整理和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快已出简帛材料的整理、出版速度。其次，对于研究者来说，则要常常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如何认识简帛材料的史料价值？如何选择简帛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如何做到传世文献与简帛材料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说起来并不高深，但如何将之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期待今后在简帛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充分挖掘简帛的价值，借助这些珍稀的第一手资料，推动相关学科研究产生质的飞跃。
    简帛学发展带来的改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利用出土简帛研究，对认识战国到魏晋的历史、社会等，有哪些改观？
    杨振红：百余年来出土的丰富的简帛材料，对战国至魏晋史研究的推动是全面性的。我们都知道，时代越早，遗留下来的历史记载越少。而且，传世文献大多经过后人的编纂加工，是间接史料。我们以往主要依据的正史则主要记载的是政治的、精英的历史。简帛材料所具有的第一手资料的特性以及内容的丰富多样性，为我们更加全面、立体、准确地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简帛出土后，其对具体研究推动的事例，俯拾皆是，数不胜数。更为重要的是，简帛学的兴起推动了一些宏观问题的讨论以及史学观念的变化。例如，关于先秦典籍经典化过程的研究和讨论。20世纪3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对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先秦典籍在战国秦汉时期曾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这一看法已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在如何看待简帛出土佚籍与传世本的区别上，研究者的认识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样的讨论对战国秦汉学术史研究的深入显然是有益的。简帛学的兴起还极大地推动了制度史、社会史、宗教信仰、数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带动了文书学的兴起等等。我们不必纠缠于用“重写”或“改写”历史的表述是否准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简帛学的发展，我们对战国至魏晋史的认识的确发生了很大改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中，简帛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结合，一直是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
    杨振红：前面我们重点讲了简帛的材料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从材料的特性看，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恰恰可以互相弥补，不可偏废。例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土地制度研究。张家山汉简出土了吕后时期的律令，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关于土地占有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张家山汉律，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些法律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它在秦汉土地制度史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更不要说描摹出秦汉以来土地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只有借助传世文献如《汉书·食货志》等记载，我们才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再如，关于《周易》研究，目前出土有上博简《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易之义》等，由于简帛本与传世本有很大不同，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可以梳理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总之，只有将简帛材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参证，才可能真正推进学术的发展。而就战国至魏晋史研究来说，借助于电子检索手段，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两方面的“竭泽而渔”。
    《中国社会科学报》：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的整理和研究备受关注，这批木牍的特色在哪里？
    杨振红：2004年11月，安徽天长市安乐镇常庄村纪庄组发现的十九号汉墓中，出土了34枚木牍。从出土地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以及木牍内容来看，此墓应当属于西汉时期东阳县。该墓出土的木牍数量并不多，但是从内容上看，在目前已出土的40余万枚简牍中，却独具特色，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土了一块正面题为“户口簿”，背面题为“算簿”的木牍，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县一级户口统计簿和赋役人口统计簿。它对于研究秦汉时期的户籍、赋役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木牍内容绝大部分为私人书信，是截至目前集中出土最多的实物书信，为汉代私文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三，书信中提到的人，多为郡县级地方长吏。书信内容涉及各类政治、经济事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活动等等，这在以往出土简帛资料中绝无仅有，为研究西汉地方社会实态提供了极好的样板。
    简帛学发展“有待少年之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简帛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学科。这样一个艰深的学科，如何培养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以保证学术研究后继有人？
    杨振红：19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曾针对殷墟甲骨等新发现谈道，“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次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目前简帛研究的状况更是如此。简帛出土的数量如此之多，许多新出简帛的整理和研究还刚刚起步，可以想见，这是一项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去努力的长久事业。因此，简帛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对于学科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简帛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涉及的历史、古文字等学科本身就是专门之学，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这个事业肯定是一件苦差事，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但是，简帛学发展到今天，已步入黄金时代，它不仅成为国际性显学，而且，简帛资料的重要性，也使它成为研究战国至魏晋时期历史、古文字等专业必不可少的资料。因此，现在许多硕士生、博士生都以简帛为中心选择论文题目。这是因学科兴盛而自然出现的状况，令人欣喜。至于如何培养简帛学的后备力量问题，我觉得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着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论，使学生具有完善的知识体系；其次是针对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重点培养人才，使简帛学能够均衡发展；最后，扩大简帛学方面的招生，各大院校和研究机构扩大招收简帛学方面的专业研究、教学人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张春海）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