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优势已回归中国 文化的最高使命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新儒学和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闽学研究对中国文化建设所承担的重要使命。我们对闽学的性质、地位、作用把握得越深入,其认识成果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就越大。 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论争,本质上都是选择何种价值体系的论争。近代展开的“天人之辩”、“理欲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表明,随着经学时代的终结,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和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这两大趋势是相互连结的。在价值观层面上融通中与西、古与今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的学者提出“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的创意如何实现是应引起全体学人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闽学研究无疑会对此做出别具一格的贡献。陈寅恪曾指出,玄奘唯识之学以及全盘西化、欧化之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从未居最高之地位,虽然震荡一时之人心,最终却归于消沉歇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条道路就是新儒家所诏示的旧途径。新儒家会通佛道,扩充儒学,培植根基,使其焕发新生命的案例,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77年,邓小平向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一个重要任务,他讲,未来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众所周知,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思想大国。学术的积累加学术的繁荣,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基础性环节。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民族危亡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文化衰落的集中表现是学术文化的衰落,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失去正统地位,丧失独立性。许多志士仁人都把人文学科学术文化的兴衰视为关系中华民族精神生死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优势已回归中国,国外学术重镇如英、法等国大学明确提出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口号,表明外国的中国学正在去西方化,进入中国化时代。中国学子的任务是集思广益,拿出能占领思想制高点的学术成果。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代表民族发言。在这方面,冯友兰最有代表性。他的几部哲学史都被译为英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必备书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