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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要创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很快引起中国史学界思考。如何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学术使命。“欲立而先破”，近年来，通过反思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21世纪中国史学应扎根中国大发展的实际，探索中国学派的成长之路。 不能迷失“主体意识” 2002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新世纪世界史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强调：“应鼓励原创性的开拓，要说自己的话，出自己的书，形成自己的学派——中国学派。” 在吉林大学世界史系主任任东波看来，“中国学派”命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长期以来表现在学术生态上研究偏颇的反思，这种偏颇主要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传统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19世纪末外国史学思想传入，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如20世纪初，以进化历史观为基础的“新史学”；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料学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除此之外，王国维、陈垣等学者在中西史学交融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有较广泛影响或较大反响的理论与方法。 新时期出现了另一波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在推动当下史学创新与发展的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史学界和世界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批判性吸收、利用还有所欠缺，20世纪初出现的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现象似乎重新出现。”任东波认为，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史学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意识不足或对其批判不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表示，我们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需要正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我们一方面应全面系统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另一方面在增强引进自觉性的同时，应克服借鉴的盲目性，决不能迷失中国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扎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 如何处理好外国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关系？“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实践表明，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也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于沛表示。 五四时期，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于沛认为，这些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重要现实问题。正是在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尖锐问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发展，并发展出有生命力的史学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