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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近代以来曾出现过的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却很快就消失了。对此于沛认为，正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需求，脱离了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这就要求，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有深切的时代感与责任感。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感。于沛认为，当代中国历史学者在回应当代中国发展需要、更加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样，中外史学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于沛认为，这就要求历史学者要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盲目借鉴恰反映了一种学术不自信。事实上，我们不仅拥有20世纪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留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拥有包括二十四史等丰厚的传统史学遗产。然而，中国史学贡献却长期受到不公正评价。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甚至出现中国史学只有实录而“没有理论思维”的说法。 参加过数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学者王晴佳，在总结参会感受时曾说，近年来，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在会上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学者对我国史学家寻求中国“本土立场”的努力，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赞赏；另一方面，在国际会场上，“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远未消失，还是西方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把持着“学术霸权”。 有学者提出，从目前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情况来看，大体上还是外国学者“冲击”，中国学者“回应”的状况。 中国史学加快步伐“走出去”，展现中国学派形象，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张广智认为，应该推动中国优秀史学研究成果向国外的译介，比如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揭示与梳理，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以有力的历史证据推倒了西方学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历史理论，也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谬说。 “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学术精品，应当及时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并以自己的‘本土话语’来影响国际史学。”张广智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清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