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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们后人还有什么理由把这个连尚钺本人都不承认的观点说成是尚钺“阐明”的“主张”呢？ 尚钺的许多历史观点是有争议的。比如，他对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因素的估价是否过高，就很有争议。这些争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具体观点之争，无伤大雅。但作为一个研究原则，他提出在考察旧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此前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无疑是正确的。这一基本着眼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共识。比如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在其文章的最后一段，特意强调的就是中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发展着的资本主义要素。如果不考虑这一要素，那岂能不得出鸦片战争给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的荒唐结论？ 改革开放后，近代史学界一度讨论美国汉学界的所谓“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主线论。刘大年先生点评这派的优点说，“他们强调中国是具有自身运动能力的实体，中国的近代是中国这个实体的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选择方向、开辟前进的道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国内部力量所决定的。无疑地这符合于历史运动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尚钺是中国主线论的先驱，大概不会是牵强附会吧！ 目前，史学界对所谓“前近代”的“近代因素”的研究，已经推出许多成果。但其实，尚钺还不是单纯的中国主线论者。他是中外要素结合论者。只是由于专业以及课题选择的原因，他才偏重于对“中国内部力量”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最终是试图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相衔接。刘大年先生曾经说，当年批尚钺有教条的成分。今天，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看待当年的事件，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恢复尚钺先生观点的本来面目，不要再把不是他的观点硬说成是他的观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