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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课题。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到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都能说明这一点。7月25—26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西周金文与西周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2015年年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国内考古学界、金文研究、简帛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同中国先秦史学会代表近百人参会。与会学者提出，以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出土文献的研究已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巨大引擎，必将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新史料研究成果丰硕 近年来，我国学者十分重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古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互证的方法，在多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 “西安是西周王朝所在地，宗周镐京是西周都城所在地，岐山扶风的周原是西周宗庙所在地，关中地区从宋代以来是我国出土西周金文资料最多的地区。”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赵世超介绍说，史料是研究历史的依据和基础，而史料的新与旧、多与少又对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直接的影响。金文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突出表现在西周史领域，对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每一次文献材料的重大发现，都会推动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与发展。与会学者的相关研究运用了大批新整理、新发现、新发掘的出土文献材料，这些竹简、金文、墓志、碑铭等新材料以“二重证”或“三重证”的综合运用无疑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从叶家山新出金文中发现了西周曾侯墓的相关信息，并梳理出第一任曾国国君曾侯谏到第三任曾侯的氏族谱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懋镕提出，叶家山曾国墓地是最典型、内涵最复杂、出土青铜器较多的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墓地。从出土的父乙方鼎和曾侯谏圆鼎可以看出，相比其他姬姓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曾侯的青铜器不仅要高大许多，装饰也更华丽；青铜臿等物的出土则表明曾国有很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刘俊男则从“氏”、“族”的文字起源上入手，认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并不一定同氏，无血缘关系，只要他们拥有共同的地域，也就拥有同样的氏”，提出氏族不是家庭的集合体，氏族公社中的氏族与中国古籍中的“氏”、“族”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跨学科趋势愈发明显 研究历史问题时，“看”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采用多维的新视角透射、研究历史，对历史的认识将是全面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晖提出，西周时代军队的最大编制是“师”而不是“军”，每师编制2500人，“西（宗周）六师”共有15000名士卒，“殷（成周）八师”有20000名士卒，合计35000名士卒。他认为前贤所说一师等于一军，有12500人；或言一师有3000人，都是不对的。他的依据正是西周金文中有关“西六师”和“殷八师”的资料。 金文既是研究汉字和古代汉语的重要材料，又是研究考证上古历史、社会、文化的重要依据。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宫长为从《小盂鼎》铭文说起，对西周官制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西周官制包括王朝中央官制和地方诸侯官制两部分内容。“西周王朝官制结构，在周天子之下，设有三公、六卿之制，三公辅佐朝政，六卿执掌政务；西周诸侯国官制，基本上仿照王室，实行三卿之制，所谓‘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江林昌以颛顼“绝地天通”与禹启“铸鼎象物”的宗教活动为出发点，阐述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分析了原始宗教对西周早期文明的影响，并认为最早的文字符号应该就是祭祀活动中对神灵形象的描绘刻画。 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化和推动有关问题的研究。许多与会学者表示，当今的学术研究，已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向，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特点极大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这一趋势会愈发明显，并且有望引领今后学术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