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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有关“合法性”的诘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概念史研究结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那么如何归纳概念史的学科属性？ 李宏图：首先，从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看，概念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 无论从语义学还是语境研究出发，基于话语分析和语言范式等维度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无不借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但这并不是要将概念史发展成为带有浓厚语言学色彩的分析范式，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这种理解，不仅是在解释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是在探寻历史的选择机制，或者说重新思考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与接受概念的某种含义，并将之变成主导性的唯一接受。这样的接受，是利益性的，还是修辞性的？是来自社会的包括既定的语言模式的强制，还是某种实体性的政治权力的压迫？是集体的无意识选择，还是出于自我的认同？ 从研究方法上，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与阅读史、传播史相结合。 另外，从研究对象看，概念史对概念的关注，也是一次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大转移。 概念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揭示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 概念史研究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的对象，其不再以人物、事件甚至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在概念上，将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单元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实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一次大转移，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概念是由词汇所组成的，但是在概念史研究中，不再进行词源学研究，考察某个词汇的演变，而是更多地将语义学作为重要工具，研究一个特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不同含义。 一些思想史家援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工具，对概念演进进行谱系性的考察，从而发现概念含义的断裂和延续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思想史家不局限于对概念的静态考察，还关注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动态问题——也就是说，要考察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历史、概念被用来作为论辩的历史。这尤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他曾说，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 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在论辩中使用概念的历史。由此，就揭开了概念史研究的另外一个维度，从考察概念使用的不同方式入手，来理解概念的含义。这一研究方式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实践行动联系了起来，进而远远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 周保巍：对“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概念”，我想做一些补充。 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概念史”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对其“合法性”的诘问：为什么是“概念史”，而不是“观念史”或“词语史”？“概念史”与传统的“历史语义学”和“语言分析”有何不同？回答这些诘问，必须要厘清作为“概念史”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其相关的一些研究预设。 “概念史”关于“概念”的第一项研究预设是强调“概念”的历史性、偶在性和易变性。它是直接针对“观念史”关于“观念”之非历史性、永恒性、不变性的说法。“概念史”研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观念”和“概念”之间的这种区分。概念史家标识出了“概念变迁”的三种常规路径：概念使用标准的变化，概念指涉范围的变化，概念所表达的态度范围的改变。正是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行为主体在理解其周遭的世界、解决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所不断进行的概念化和再概念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概念意义上的延续、变迁、修正乃至断裂，才使“回收”“诸种过往意义”的“概念史”事业成为可能和必要。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概念，像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历史，并且镌刻着无法磨灭的岁月风霜。” “概念史”第二项研究预设，即“概念”的歧义性、竞争性和政治性，则是直接针对“词语史”/“词典编纂学”和“历史语义学”/“语言分析”的。同样，这项研究预设之所以能确立，也完全基于概念史学者对“概念”和“词语”所做的区分。在考泽莱克看来，“概念”和“词语”之间的区分是“质”的区分，它们代表着不同的“符号类型”：“要成为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必须维持其多义性……词语的意义可以精确地界定，但概念只能被诠释。”在考泽莱克看来，“概念”之所以优越于“词语”，即在于其拥有更强大的“语义承载能力”，在于其富含多歧的“用法”和“样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歧义性”。概念，特别是“基本概念”，之所以具有“歧义性”，在于作为人们认知和诠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基本概念”聚合了多歧的意义，融入了多元的社会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连接了多重的经验和预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概念”总是高度复杂的、高度竞争性的。 “概念史”的第三项研究预设，即概念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实践性，所针对的是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反映论”。我稍后会详细讲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