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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老百姓都盼望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但似乎总觉得这样的理想离我们还很遥远。在推翻了皇帝和国王、弱化了宗教的势力后，西方国家认为找到了达成这个理想的万能钥匙——民主。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认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了，世界各国只要顺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走，便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但是，近2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崎岖曲折，“民主”在很多国家“水土不服”，甚至闹出很多乱子来。国家到底该怎么治理？民主到底该怎么贯彻？我们不妨回过头去从老根上看看，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西方国家治理的艰难历程，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种典型 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确实在历史上辉煌一时，也给后世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但如果我们深入看看，便会发现雅典的辉煌其实是很短暂的。古希腊最强大的时候是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时期，那时，亚历山大大帝实行的可不是什么民主制，而是君主制。 雅典作为地小人寡的城邦国家，最辉煌的时候是在白里克里斯执政时期。在他之前的100多年，发生过梭伦的改革，由于当时的君主很弱，所以便有了贵族们发表自己意见、同君主分权的元老院，所以，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贵族民主，同平民关系不大，奴隶就更没有发言权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主一度发展到了极点。法官、将军都是在平民中抽签决定的。有人打个比方，说如果雅典要派一个球队外出比赛，球员只能从平民中抽签产生，而不是选拔。民主到了这么邪乎的地步，能长久吗？ 法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评论说，雅典这一黄金时代“是不稳定的。它在内部和外部都受着威胁——内部受着民主政治的威胁，外部受着斯巴达的威胁”。 斯巴达是另一个城邦国家，它的自由民一辈子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受部落首领检查，病弱的扔掉，健壮的放到一起抚养、上学，到20岁便正式服军役。公民可以结婚，但30岁以前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领导大家的是一个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年龄在60岁以上，从贵族家庭中产生。此外还有5名监察官，实际是抽签决定的。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评论说：“太幼稚了。”当然，支撑这一切的基础是奴隶的劳动，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公元前431—404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赢了，雅典输了。这种结果曾引起许多后世学者的感叹，这两种国家的治理方式哪一种更好呢？有人从雅典看到了今天西方民主的雏形，从斯巴达看到了近代纳粹的影子。于是人们思考，民主和专制是否都应该有个分寸呢？罗素写道：“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像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 怎样才能做到既有社会团结又有个人自由呢？ 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一个“大写的我”傲视王权和教权，要站起来堂堂正正、自由自在地做人，这种社会思潮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一直强调说，这就是全民的“自由、平等、博爱”。个人意识的张扬开始具有积极意义，但过了头便会走向反面。罗素评论说这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我思故我在”便是其表达之一）“起初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当今世界，人们不禁要对张口“民主”，闭口“人权”，动辄指责别人专制的西方民主的卫道士表示深深的怀疑，也对西方民主今日的困境及中东乱象的产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