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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指挥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其宫城又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因此，都城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与物化载体，亦是“国家主导文化”的物化载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新王朝建立的第一件国家大事就是“定都”与“建都”。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多个王朝都建立过都城，每座都城都凝聚着那个时期的“国家主导文化”。从中华民族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邦国”都邑，到元明清历代王朝都城，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古代都城发展史。对古代都城历史的科学认知与解读，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现已基本探明了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集大成的中国古代都城文化内涵。 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世纪之初，中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夏商时代安阳殷墟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以及东周列国都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汉唐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六朝建康城遗址、邺城遗址、宋东京开封城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与陶寺城址等，从中可知中国古代诸多王朝的统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属，但其国家政治物化载体——都城制度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 山西临汾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陶寺城址”，可能是“五帝时代”的“尧都平阳”，是已知最早具有城墙、宫城、外郭城、“观天授时”的“礼制建筑”和大规模、高等级墓地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夏代与夏商之际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其形制规整，而宫城之中考古发掘的东西并列大型宫庙建筑遗址，可能代表着王国时代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平台的“宫殿”和“宗庙”，这些构成王国时代华夏文化中的“国家主导文化”，并为以后历代都城所承袭。晚于二里头遗址的偃师商城遗址，其中的平面方形宫城体现出“崇方”理念，宫城之外构筑的外郭城全面形成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中国考古学“圣地”——安阳殷墟遗址，大面积宫殿与礼制建筑遗址的发掘与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出土，以及都城附近商王陵的全面发掘，从“王室建筑”空间形制与布局，到其中出土甲骨、青铜礼器与玉礼器等高等级遗物，均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全面形成时期，作为西汉王朝都城的汉长安城，奠定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考古发现都城中规模最大的皇宫——未央宫。大朝正殿的“前殿”是都城规模最大、最高的宫殿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列皇宫左右；市场居于皇宫之北；都城基本为方形，每面各辟3座城门，一门三道。这一都城形制实际上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理论《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最早实践版。汉长安城开启都城、宫城的方形平面是突出“中”的前提；都城、宫城各自四面辟门，表示中央政府对国家东西南北的全面统治，作为国家政令中心的大朝正殿“居中”，则体现对国家各地的一视同仁及其“中央”地位的突显。 从汉长安城至汉魏洛阳城，都城的“居中”理念在都城中轴线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以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的连接宫城正门（南宫门）、郭城正门（南城门）的南北中轴线。继魏晋洛阳城之后的鲜卑政治家北魏孝文帝徙都洛阳，孝文帝在继承魏晋洛阳城基础之上，又吸收了保留浓厚西晋文化色彩的南朝建康城规划，营建了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北魏洛阳城。对北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究明它是古代都城中第一个具有宫城、内城（即皇城）和外郭城的“三重城”都城，宫城基本位于都城东西居中，大朝正殿——太极殿又基本位于宫城中部，以太极殿为基点，向南依次为宫城正门——阊阖门、内城正门——宣阳门，形成都城主干道——“铜驼街”，向南出外郭城，直达北魏洛阳城圜丘。鲜卑统治者规划营建的北魏洛阳城最大特点就是对夏商周、秦汉魏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传统核心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深化并突出了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中”之理念。孝文帝从塞北平城徙都洛阳，就是承袭中华民族历史上“择中立都”的理念。在都城规划营建中的“择中立宫”，形成完整、规整的都城“中轴线”，更是开启了此后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先河，并直接影响了隋唐两京的长安城与洛阳城。这说明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中，鲜卑族不但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政治认同，而且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社会主导文化——国家都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