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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中国古代自殷商后期开始就出现过“霾”的现象，并且此后逐步频发。不过，与今天常常提到的“雾霾”不同，古代历史上的“霾”多是降尘。 ●中国古代“霾”现象的逐步高发与历史人口的规模及分布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社会人口的增多，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来生产生活。而为了有效获取土地和资源，不仅使得原来一些可耕可牧的土地或者林地变成了耕地，而且加剧了北方土壤沙化和山林的水土流失，其结果必然带来干旱以及“霾”现象的增多。 ●明清时期新作物的引进和迅速推广，既为明清时期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增长后对北方沙地、南方林地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又是明清北方地区沙化严重与南方水土流失加速的重要幕后推手。 ●中国历史上的“霾”与战争或者社会动荡也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 作为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霾”的起源很早。不仅自然界中的火山喷发或者半干旱干旱地区的沙尘暴等自然现象可能导致绵延千里的“霾”，而且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局部战争的爆发等人类活动也可能导致小范围“霾”现象的出现。从5000多年中国文明史看，殷商末年中国北方地区就发生过多次“霾”现象。关于这一点，《竹书纪年》记载“帝辛五年，雨土于亳”，参之以甲骨中“乙酉卜，争贞：风隹有霾”“癸卯卜，王占曰：其霾……”“贞：兹雨隹霾”“惟霾……有作”等记载，这些都足以证明“霾”现象发生的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了。另外，《诗经》中“终风且霾，惠然肯来”等诗句，则可视作春秋时期有“霾”发生的证据。自两汉以降，“霾”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尤其是明清时期，“霾”的记载不绝于耳，以致当时朝野经常就“霾”的出现与国家“荒政”之间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 不过，与今天常常提到的“雾霾”不同，古代历史上的“霾”多是降尘，而与现代“雾霾”中所含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成分不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霾”为“风雨土也”；《尔雅·释天》亦称“风而雨土为霾”。如汉代注疏家所言，先秦及两汉时期的“霾”，显然就是今人常说的沙尘或者沙尘暴现象。 “霾”作为一种古今都曾经大量出现过的天气现象，在近百年来越来越受到地理学界、历史学界和农学界的关注与研究。纵观诸多对“霾”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研究在谈到历史气候时都只是利用了竺可桢气候变迁的理论，而忽视了对近年来历史气候新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对明清时期的气候变迁与“霾”发生的密切关系没有给予充分的揭示；同时，与近些年来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历史时期“霾”的次数、分布地区、分布特点的研究相对应，学术界对“霾”与历史上的干湿规律、“霾”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态势、“霾”与中国历史人口的规模及分布、“霾”与古代战争及社会动荡的程度等的联动关系疏于揭示，亟待引起关注。 首先，自“仰韶温暖期”结束后的殷商末年开始到明清时期，以“霾”“雨土”“黄雾四塞”“黄雾昼晦”“风土蔽天”“雨霾”“雨沙”“扬尘蔽空”等记载沙尘天气至少有1925次。从传世文献看，殷商末年“霾”现象多发，其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记载的沙尘天气逐渐增多，并在1500年至1900年间的明清时期的北方地区达到年年频发的程度。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殷商末年“仰韶温暖期”结束后的3000多年里存在四个温湿期和四个冷干期。但是，葛全胜、方修琦等人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气候大约经历了十二个变温期。从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1000年商末周初、公元前850年—公元前750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181年—540年、公元811年—930年、公元1321年—1870年的六个大寒冷期看，其中公元1321年—1870年与世界性气候寒冷期相对应，持续时间长达650年，是“仰韶温暖期”结束后的3000多年里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冷期。与文献记载对应，“霾”最早即在商末周初的寒冷期中出现，并在其后的寒冷期中逐渐增多，直至1500年—1900年达到年年频发的程度。可见“霾”的出现和增多，与3000多年来六个寒冷期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又据郑斯中等人对中国东南部地区近2000年来气候干湿规律的研究看：以公元1000年为界，前期干旱的时间短，温暖湿润的时间长；后期干旱的时间长，温暖湿润的时间短；又以近500年的情况看，旱灾又多于水灾，以南涝北旱最为常见；黄河流域的旱灾尤为频繁，其中16、17世纪旱多涝少，18、19世纪涝多旱少，20世纪又是旱多涝少；这些情况说明，15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末为干旱时期，18世纪到19世纪为湿润时期，而20世纪又进入到干旱时期。郑斯中等人的研究，同样让我们看到了明清时期“霾”现象的大量出现及其东扩特点，与1321年—1870年大寒冷期的严寒和干旱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 其次，中国古代“霾”现象的逐步高发与历史人口的规模及分布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历史时期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不断活动并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社会人口的增多，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来生产生活。而为了有效获取土地和资源，不仅使得原来一些可耕可牧的土地或者林地变成了耕地，而且加剧了北方土壤沙化和山林的水土流失，其结果必然带来干旱以及“霾”现象的增多。 从西汉武帝开始，古代王朝就基本控制了相当于今天的国土面积，而当时人口最多也不过6000万的规模，所以，当时及其后的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出现“土狭民众”问题的。两宋时期，虽然全国人口高峰值都在1.4亿，但由于寒冷和半干旱干旱地区几乎都在西夏、辽、金朝控制当中，且他们基本上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所以，理论上对包括今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以及其他植被条件不好区域的环境破坏不大。元朝统治全国不到一百年，人口最盛时也只有8500万，且黄河以北地区基本上被强制实行游牧经济，所以即使是元朝后期气候再次进入寒冷期，整体对生存环境的破坏也不会太大。但是，从明代开始到清朝末年，中国北方环境开始出现很大压力：一方面，明清王朝的人口峰值在不断提高，众多人口对土地、粮食、建材等的要求越来越多，使得明长城脚下可耕可牧的沙地、今汉中南部林地、鄂西山地以及闽粤赣山地等被大量开垦。另一方面，元朝以来在北京建都并不断扩建，北京附近及太行山的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加之明代在长城南北为了廓清视野，每年都要烧草、伐林，地面植被破坏严重，所以，明清时期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北方土壤的沙化和南方水土流失的程度，也是明清时代“霾”现象增多并东扩、南扩的重要因素。 再次，明清时期新作物的引进和迅速推广，既为明清时期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增长后对北方沙地、南方林地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又是明清北方地区沙化严重与南方水土流失加速的重要幕后推手。中国作为世界性的农业大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以种植粮食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了。从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的情况看，粟、黍、麦、稻、菽是当时主要食物。水稻原是长江流域的作物，以后逐渐北传。夏商时期今河南地区为热带或者亚热带气候，温暖而湿润，所以在甲骨文中就有“稻”字出现，另在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和安阳殷墟都有稻壳出土。此后，《诗经·豳风》中亦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之句，说明水稻种植在关中和今河南地区比较普遍。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变冷变干，黄河中下游天然湖泊的消失和河道的淤塞，稻作农业逐步萎缩，而小麦的种植开始占主导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明清时代引进了许多适合干旱、贫瘠土壤生长，具有高产稳产特点的粮油作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产自南美洲的玉米、红薯、土豆和花生，随着这些作物的迅速推广，不仅极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的改善，而且也无意中促进了明清时期对南北方荒地、林地的开发速度，直接加快了中国北方土壤沙化和南方山地水土流失的过程。以玉米为例，明中期从西亚传入，至19世纪中后期即推广至全国。玉米耐瘠、耐旱涝，高产稳产，在明清平原地区尽行开垦之后，大量人口以各种形式迁往无人沙地、林地，从而掀起一个个沙地及山林的开垦高潮。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正好处在1321年—1870年大冷期中，在既干又冷的背景下，新作物的快速推广，无疑对中国北方土壤的进一步沙化和南方林地水土流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北方土壤的严重沙化，明清时期“霾”现象的年年频发便难以避免了。 最后，中国历史上的“霾”与战争或者社会动荡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其具体的表现在于一方面历史上有一些“霾”现象直接由战争或者战役引起；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地与发生时间的统计资料看，除了因为统治者的腐朽、政治腐败而引起社会动荡之外，干旱、贫瘠的地区和气候寒冷期，往往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高发区和高发期。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祥瑞和灾异与当时政治的密切关系。从前引《竹书纪年》就有“帝辛五年，雨土于亳”的记载看，实际上反映的是殷商末年商纣王统治时期因北半球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干旱、寒冷期所引发的一次天气异常现象。但是，在史家和之后的统治者眼里，这类事件影响深远，以至于殷商以后的史书仍念念不忘。如《国语·周语上》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之说；《墨子·非攻下》亦有“至乎夏王桀，天有祰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化”之论，就是将自然气候现象与王朝兴替联系起来进行大讨论的事例。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也曾发生风霾，史称“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著地者，黄土尘也”。事后朝野大为震惊，以致最后汉成帝也不得不以自责“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来平息这件事。通过对中国古代自殷商末年以后3000多年的统计资料看，“风成黄土区”在中国古代是暴发社会动荡或者农民起义最多、最频繁的区域，其中在六个大寒冷期，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崇祯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连年发生旱灾，农民往往颗粒无收，只能揭竿而起了。且同样的事例在明清两代皆举不胜举，这里就不赘述了。 （高凯、唐启胜，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