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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此次研讨会主要关注古代史领域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现状，探索更好地利用文献解读历史的方法。 文献整理研究任重道远 历史文献涵盖正史、古文书、金文、碑刻、民间文献等资料，存世文献整理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传统存世资料解读的不断深入，出现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当前，对存世文献的发掘、整理乃至重新审视仍然是大部分学者主要的研究工作。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学者刘迎胜教授就以《通鉴续编》中一段有关成吉思汗的记载，与其他传世文献互证，以求补正对成吉思汗早期历史的疑惑。 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对不同文献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提出，目前民族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利用，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材料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研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关注和利用不足等。他认为，应当认识民族史研究的交叉学科性质，重视多种语言的掌握，在多语种的比较研究中，注意审音和勘同工作。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程章灿则对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状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书札提供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艺术、文物价值不容忽视。当前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存在字迹辨认难、收发信人考证难、多页书信排序难、甄别真伪难四大难题。对于书札文献的研究利用，应展开多角度、综合的文化研究，将文献史料、书法艺术以及笺纸文物的研究综合起来，推陈出新。而围绕书札的物质生产、书仪或者书法风格，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社交网络等，有很多议题可供深入研究，潜力不容小觑。 重视发掘域外汉文典籍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将视野投向海外，发掘世界范围内存世的珍稀汉文典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崇富介绍了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收藏的瑶族文献情况。目前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瑶族手抄本达2776册，是西方世界已知瑶族手抄本文献馆藏最多的图书馆。但是，这批瑶族文献入库前严重受损，入库后未及时得到整理、修补。图书馆只对其中850册进行了编目，其余尚未进行整理。张崇富目前正联系相关单位，力图通过翻拍、影印出版、数字化等手段，实现这批瑶族文献的“生产性回归”。 也有一些学者积极利用已知的汉文典籍新材料进行研究，补充既有研究之不足。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正通过释读在韩国庆北大学读到的《东文选》中的一封书信，佐证早期蒙古宫廷与高丽之间的关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申万里则通过对韩国高丽大学所藏《御试策》一书的研究，来发掘元代皇帝和士人的对话方式、对话内容等。暨南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曾肖则介绍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的几种粤人著述。 “二重证据法”过度使用弊端颇多 辩证看待史料是从事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研讨会上，多名学者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二重互证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陈絜以“‘鸡麓’地望与卜辞东土地理新坐标”为题，论述了“二重证据法”在解决出土文献疑难问题及深化传世文献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他同时提出，警惕“二重证据法”过度使用的弊端。 《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彭卫提出，应当处理好传世文献与新出资料的关系。他说，以秦汉史为例，以简（牍）帛为核心的新材料大量公布是近30年来秦汉史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出资料对于我们细致、准确把握秦汉历史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相关论述中新出资料被看作解释秦汉历史的唯一或者主要依据。他认为，传世秦汉文献是解读秦汉历史的重要坐标，它构建了我们对秦汉时代历史想象的基本脉络和空间。出土资料的意义在于纠谬、连接历史碎片，它们之间是互补的而非替代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则呼吁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的发展。他提出，目前国内的文书研究随着新出土材料和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兴盛，他希望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用整体视野看待古代文书，打通各朝代文书之间的藩篱，重点关注其样式、形态及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