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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生态中，精英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一元单线的文化生态模式中，民间的、大众的文化不仅难登大雅之堂，而且缺乏大范围传播的媒介。然而，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出版的发展，精英文化出现分化，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多元共存的文化传播生态由此形成。 一元文化生态模式 商周时期，社会发展比较活跃。在文化传播生态上，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传播的空间都十分有限，二者只能共生共荣，谁也不可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例，商周王朝的祭祀活动实际上就源于民间的自然崇拜和巫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剧变，文化传播生态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其中，民间文化尤为活跃，诸子百家很多最初实际上属于民间文化，即便后来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最初也属于民间文化。这一时期，私学兴起，改变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局面，有助于文化在中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孔子的很多弟子就是自耕农或商人出身。中下层民众受教育者逐渐增多，拓宽了民间文化的传播渠道，例如《诗经》的国风实际上就来自民间。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文化传播生态更加多元化，但也出现了精英文化日益趋向垄断的局面。当时，各诸侯国都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致力于统一，为此他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各家学说也都希望能“货于帝王家”，一些本来具有民间立场的文化开始趋于精英化，从而埋下了文化一元化的种子。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坑儒，规定“以吏为师”，确立了法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其他各家的思想和民间文化受到钳制。但是，秦朝的严酷统治，使其仅维持了十四年，便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灭亡。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借助政治权力迅速传播。而对于道家、佛家等文化，统治阶级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或打压，或利用。儒家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三者既斗争又融合，但都属于精英文化。 程朱理学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佛、道两家思想，成为新儒学。程朱理学高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旗，迅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直到明前期，这种统治地位都没有改变。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出版的商业化，这种一元单线的文化传播格局逐渐被打破。 商业出版趋于繁荣 这里所说的商业出版，系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 在雕版印刷发明前，书籍的制作完全依靠抄写，不可能实现批量化生产，价格昂贵，这极大地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阅读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利。即便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主要是用来印刷历书、经文和符咒，很少用来印刷其他图书，图书的商品化程度很低。 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述状况开始有所改变，除官府和寺院刻书外，建阳、杭州、成都等地兴起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刊刻了大量典籍，图书由此开始大规模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经典著作外，书坊也开始刊刻科举考试用书、日用类书、话本小说及杂剧。但是，在宋元时期的出版业中，官刻仍居主导地位，书坊刻书也以传统的经典著作为主，通俗读物所占比重较低。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书坊众多，图书内容和种类丰富，出版规模较大，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图书刊刻和流通中心。概言之，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从出版主体看，在官刻、私刻（又称家刻）和坊刻共同支撑的出版业中，坊刻超过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第二，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主要有南京、苏州、湖州等。其中，万历年间（1573—1620），仅南京一地的书坊就有150家左右。北京的坊刻虽然不及上述地区发达，但图书流通也颇为活跃。第三，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饾版和拱花技术得以发明，并得到普遍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也发生很大变化，图书的外在形态日趋多元化和精致化，甚至还出现了五色套印。第四，图书种类和结构发生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科举考试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第五，作者队伍发生变化，在商业出版发达的地区，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职业或半职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开始形成。第六，普通工商业者成为商业出版的受众之一。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部分士大夫的阅读情趣发生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 出版一旦进入大众传播阶段，就会对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使出版业初步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功能，为新思潮的兴起提供了阵地，并使精英文化产生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出版的繁荣促进了知识的下移和大众文化的传播，有助于打破精英文化对知识的垄断。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颉颃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商品经济与消费和欲望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教化哲学，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阳明心学应运而生。 阳明心学的产生打破了程朱理学的霸权地位，二者彼此颉颃，共同影响着明朝的思想文化走向，精英文化由此发生分化。阳明心学旨在通过对心性的强调，使外在的天理内化为人的自然情感，这就为“人欲”提供了存在的空间。阳明心学发展到泰州学派，开始正视人的欲求。无论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还是李贽所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都是对人的自然欲求的肯定。 泰州学派与其说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还不如说是对它的叛逆。对此，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这表明泰州学派实际上已走上“异端”的道路，与阳明心学大异其趣。李贽还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李贽的思想借由商业出版大范围地快速传播，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受李贽等王学左派的影响，以袁宏道为核心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主张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认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汤显祖则提出“至情论”，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世间只有情难诉”。明中后期，各大书坊竞相刊刻李贽、袁宏道等人的作品，阅读他们的著作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异端”思潮因此盛行。 无论是泰州学派，还是李贽、袁宏道等人的“异端”思想，从根本上讲仍属于精英文化范畴，但他们开始从民间立场出发来反思传统的精英文化，反思程朱理学，可称为精英文化中的“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兴起，既是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又与明中后期发达的商业出版有关。 明中后期，虽然王学左派及其由此而兴的“异端”思想风行天下，但大部分士大夫依然固守程朱理学，科举考试至少名义上仍以程朱理学为宗，绝大多数官刻图书仍然以主流文化为导向。 大众文化逐渐兴起 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商业化运作使“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从而引发文化传播生态中精英文化向大众传播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在图书市场竞争尚不充分时，出版业依靠精英对图书的需求即可获得丰厚利润。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传统的图书市场会达到饱和，利润也越来越少，甚至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启动大众消费市场。于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很多书坊重新对市场进行定位，选题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经典读物越来越少，以戏曲、小说和日用类书为主的通俗读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明中后期从精英文化向大众传播的转变，起初是依靠商品经济这只“无形之手”来推动的，后来则变成出版商的自觉行为，这在书名、广告、序跋、内容、编纂方式上都有所体现。当时出版的很多日用类书都有“四民便览”、“士民便用”、“雅俗通用”等字眼，这说明出版商开始把受众定位于四民大众。崇祯五年（1632），遗香堂刊刻的《三国演义》序中称“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崇祯年间刊刻的《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则明确表示“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阅而识其事”。 文化下移还表现在文学内容和题材的嬗变上。明中后期的世情小说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开始关注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其心理和情感诉求，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中“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 从图书编纂上看，无论是日用类书还是通俗小说，都比较注重语言的通俗性。为便于普通市民阶层阅读，大部分图书都有很多注释和注音，例如，书商熊大木编纂的《唐书志传》卷四第三十四节有一句“尔兄日前饮酒至酣”， 编者对“饮酒至酣”做了注释：“半醉也。”再如，建阳明德堂刻的《详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无辜不究”，编者对“辜”的读音做了注释：“辜音孤。”此类注释和注音显然旨在最大限度地为粗识文字的下层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商业出版不仅加速了精英文化内部的分化，而且使通俗文化突破以往的限制，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此时的通俗文化才能称为大众文化，这时的文化传播才是大众传播。大众文化的兴起，打破了以往一元单线的文化传播生态，初步形成了多元文化传播生态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12CZ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