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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敦煌藏经洞发现物是佛寺供养物具、学习文化用品、当时的稀罕物，是有实用价值的物品。选择在藏经洞存放和处理这些物品，是根据寺院处理佛经卷和佛教用品的规矩，为了后世弘扬佛法，为了抄写经人的功德和珍惜字纸而寻找的安静、平安、干净的理想之地。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禄和雇员在清理莫高窟16窟前积沙，休息抽烟时，把用于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在16窟北壁甬道画有壁画开裂的墙壁上，发现越插越深，像没底一样。敲打墙面，感觉里面是空洞的，随后就剥开了墙皮，没想到壁画后面有一个暗窟，内藏有上迄魏晋下至唐宋的古代遗书、佛经、法器、绢画、粉本、木雕等物品5万多件。 这些发现物，在1900年至1910年的最初10年间，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只是被当作古代佛教寺院用物和民间俗用品遗物看待，不知其贵重。所以，有的被王道士当作礼品送给官府或绅士，有的作为化缘物用来修建道观和石窟，有的被地方政府和官员私吞，有的被古物爱好者收藏。 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这批发现物潜在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被发现后，这些发现物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其中大部分精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人从王道士那里，处心积虑地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攫取到手后，全部运往国外。1910年，清政府将剩余的8000余件经文和古写本，用6000两白银悉数购得，最后运至北京收藏。 古代历史的补充依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是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时代，也是重新建立一种全新文化和知识系统的时代。“在国际范围内，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在这个时代，伴随着地理新发现以后的到处开拓，人们已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社会思潮活跃更使人们奋力寻找真理而充满着探索激情……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新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正弥漫于那个时代。”（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敦煌千年开凿连续不断，洞窟规模宏大、高低错落有致，像蜂房一样的石窟寺庙群，包括有石窟寺庙内45000多平方米五彩缤纷、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精彩绝伦的壁画、彩塑和建筑，以及藏经洞内发现的5万多件佛经和文书。正是这些没有经过人为梳理和加工过的原始资料，真实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区人们生活的原始面貌，诠释出当地百姓和东来西往的商贾、僧侣、戍边屯田的军人、使节及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在那个时代，莫高窟是人们祈求幸福的宝地，是精神得以寄托和安慰的理想场所，还是人们净化心灵、抑恶扬善的精神家园。 近百年来，由于现代西方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引进，敦煌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成为语言文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理论、社会学、绘画、雕塑、建筑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和考证古代中国真实历史的补充依据和可以借鉴的历史资料。 但是，这些发现物究竟是珍藏品还是废弃物？是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还是佛寺用物、供奉品或不入流的民间字纸和俗物用品？敦煌学界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认识和说法。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想当然看问题。只有把这些发现物放回原来的时代，站在同时代人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看待和处置这些物品的方法，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考量、评价和定位它们的功能及用途，才能辨别它们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因为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研究价值，有研究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实用价值。想当然随意拔高和贬低这些发现物，把它们神秘化或庸俗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这个问题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表述中非常重要。 敦煌时期的佛经珍品 敦煌藏经洞发现物，是积攒了约600年的寺庙用品，从发现的佛教经卷用途来看，有反复使用过的佛经卷和用于供奉抄写的佛经卷，还有佛画粉本、版画、刻画、纸画、麻布画、剪纸、小泥佛、铜佛等。从内容上分，90%是佛教经卷，还有较早版本的儒学经典、学习识字的课本；有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占卜用书、公私文书、信函、信封、地契、账本；还有练习写字、抄写经卷的废纸等。其中，还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根据佛教寺院的功能和当时的习俗，可分析和判断藏经洞发现物品的生成过程及主要功能作用。 佛教传入我国后，抄写经卷在佛教中是一种积功德的常用做法，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多的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包括僧人和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戍边屯田的军人、在家居士等，为了弘扬传播佛法而抄写佛经，或者为了祈福、报恩、布施、超荐亡人而抄写佛经。所以，“敦煌地方修窟建寺、造像写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史苇湘《敦煌研究文集》，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敦煌藏经洞的经卷分为两类，一类是僧人每天诵读和借给僧俗抄写佛经用的范本经卷，另一类是僧俗为了弘扬佛法和积功德而用于供奉抄写的经卷。诵读和范本的经卷是流通用的，而为了弘扬佛法和积功德抄写的经卷是用来供奉的，所以抄写的经卷水平参差不齐，或还有错字、别字，但是都是虔诚的、书写工整、沉稳浑朴、遒劲有力、首尾完整的。 另外，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经卷中有一种现象：有的经典一种也没有，有的经典重复的很多；有的崭新如初，有的破破烂烂；这是因为敦煌当地十分信奉和流行的经典就多，如《金刚经》《大般若经》《法华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反之，其他经典就很少或者没有，经常使用的范本经卷就破破烂烂，而作为供奉和积功德的经卷就崭新如初。 此外，像莫高窟这样连续开凿千年的石窟寺，有很多家庙里供奉的佛经，年代久远后，有的石窟会变为无主窟，前人供奉的佛经就会被收起放入室内，于是，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会按照寺院处理佛经卷的方式，有的放入新开凿石窟的塑像身体内，有的放在佛塔里，有的就会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存放起来。 同时，纸张和字纸品在那个时代是珍惜物，也是稀罕物。自从东汉发明了纸之后，纸在没有产业化生产之前都是奇缺物品，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学习和识字，寺院的功能之一就是学习和教育的场所，而学习和教育肯定需要纸张，即使写了字的纸品也会被反复使用或捐赠给寺庙供其他人学习和使用。况且，国人非常节俭，对稀罕物品有保存、收藏和积攒的习惯，所以信函、信封、账簿、地契、课本等有文字的字纸品都属于学习文化用品，是寺庙为提供学习文化而收藏的。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纸还是稀罕之物，何况是900多年前西北边陲的敦煌，更是珍惜字纸类文化用品。 所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物是佛寺供养物具、学习文化用品、当时的稀罕物，是有实用价值的物品。选择在藏经洞存放和处理这些物品，是根据寺院处理佛经卷和佛教用品的规矩，为了后世弘扬佛法，为了抄写经人的功德和珍惜字纸而寻找的安静、平安、干净的理想之地。 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自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的30多年间，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与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接的过程中，“随着中国自己的学问，‘国学’转换为各门具体学科，学科化的中国学问开始纳入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尽管民初关于‘国学’的理解曾引起重大的争论，但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成历史大潮，无法阻挡”。（《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而敦煌藏经洞正是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和学术体系与现代知识系统和学术体系对接与转换过程中被发现的。 早期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王重民、贺昌群、黄文弼、常书鸿等，也是这个时期前后受过新学教育和出国学成归国的部分学者，是他们筚路蓝缕，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的方法和标准，判断、搜寻、整理和研究着我国的古代文献和历史，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价值，随着我国传统文化转型和现代知识分子回国后整理、搜集而逐步认识和不断提高。所谓“敦煌学”这一称谓也是陈寅恪于1930年才提出的。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学界对遗书价值的认识是逐步由传统到现代，渐次深化的。在老派学者的眼中，敦煌遗书中只有那些经史子集要籍的佚文佚注、早期版本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秉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取向和学风，对于考据经史要籍的字词含义有着浓厚的兴趣”。（《敦煌话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版） 至此，判断敦煌藏经洞发现物的价值演变过程，除了传统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的价值定位因素外，还有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对接、转型等因素。只要我们本着一颗平常心，客观地把它们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界定清晰，定位准确，这些发现物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究竟有什么价值，起什么作用，不言自明。所以，随意拔高或贬低这批古代文献资料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做法，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探求客观真理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