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徽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学者的努力下，徽学研究专著日渐增多，涉及徽商、徽州文化及区域社会变迁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国内学界及国际汉学界对徽学研究的重视。 同其他显学进行比较研究 随着民间文献成规模地发现，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徽学研究，迎来了国际合作、深度交流的契机。在这方面，由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档案研究系组织的“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以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韩国国学振兴院合作展开的“徽学”与“安东学”之比较研究等，都是颇为成功的例子。 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庞大、前后接续且自成体系，成了中国文书的典型代表，围绕着徽州文书展开的明清史研究，亦遂成为国际视域中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参照。2005—2014年，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渡边浩一教授，组织日本、中国、韩国、土耳其、英国、法国的20余名档案研究专家，组成国际合作团队，在韩国首尔、中国上海、土耳其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法国巴黎和斯特拉斯堡、日本东京等地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东亚地区、欧洲诸国等多区域的档案文书展开比较研究。该项目出版了《中近世档案的多国比较》（2009）、《契约与纷争之比较史料学——中近世社会的秩序与文书》（2014）等多项成果，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徽州文书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之外）的知名度。 2005年，韩国国学振兴院国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安东与徽州文化比较研究》，就韩国安东与中国徽州的传世文书、宗族惯行和村落景观等加以对比研究，亦有可观的成绩。 发掘和保护民间记忆 对民间记忆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既是我国当前学界的工作重点，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内容。 近十年来，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博士和笔者合作，开展徽州宗教、社会与经济的综合性研究。该研究计划通过与徽州当地人的合作，以田野调查所获口碑史料和地方文献，客观描述1949年以前徽州的传统经济、民俗与宗教，为人们提供一个地区较为完整的社会生活实录。目前已有“徽州传统社会丛书”出版，迄今已出版了5种6册。 国际学人丰富徽学研究 在欧洲，许多学者对徽州研究颇为关注。除了早期的荷兰学者宋汉理之外，近年来，法国远东学院的米盖拉博士，也组织过一些与徽学相关的项目和活动。例如，米盖拉曾主持“徽州书籍印刷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此一国际合作项目后以“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为题，结集而为《法国汉学》第十三辑（中华书局，2008年）。2016年5月，在米盖拉的组织下，“中国地方历史及其超越”学术会议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召开，多篇徽学研究论文被与会国际学者关注、讨论。其中，米盖拉的课题通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徽州胡氏《报功图》的研究，探讨了历史与传说、文本与图像以及地方史与国家历史的联系与互动。 近年来，每年一度的欧亚经济史会议，亦时见徽州研究的论文。201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十至二十世纪欧亚大陆的帝国、商业与移民”国际学术会议上，英国剑桥大学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教授，发表了有关明代徽州典商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周绍明就曾表示，徽州原始文献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性资料”。他在近期出版的《900—1600年徽州的乡村、土地与宗族》一书中，再度重申了徽州文献对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据了解，该书中文译本正处于翻译阶段，该中文译本的面世将进一步丰富徽学与明清史的研究。 总体上看，对海外学术著作的译介，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此外，国外珍藏的徽学资料亦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珍稀文书，编纂、出版了《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为明代历史、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而在海外，这样的资料尚存，今后应当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