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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目录之学发达，至迟可以上溯到汉代。现在可知的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奉诏校书时分别撰写的《别录》《七略》。二书早已不存，清儒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等人有辑本。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现在可见的最早且最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它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当然，这些目录学著作只是专门著录书籍的。 时迁代移，古器物不断重现人世，为藏者所宝，文人墨客或有吟咏。与此同时，古器物在考经证史上的学术价值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对它们的著录工作也逐渐展开。《史记》中就录有秦始皇刻石的文字，而现在可知的最早著录古器物的专书，当是梁陶弘景所撰《古今刀剑录》。该书一卷，“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吴将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将刀，钟会以下凡六事”（《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刀剑录提要》）。不过，该书仅仅是简单的文字介绍，以寥寥十数字说明刀剑的主人、形制和铭文。 金石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一支，在宋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古器物大量出现在学者的视野中，学者也有意识地将其用于学术研究，同时，对古器物自身的著录和研究工作也在逐渐推进。朱剑心《金石学》谓：“其间私家藏器，莫先于刘敞；而为古器之学，及著录所藏者，亦自敞始。”刘敞就自己收藏的十一器，摹文图像，撰为《先秦古器记》。此后，有欧阳修《集古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适《隶释》《隶续》等，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录金石文字的名作。除赵明诚《金石录》外，另外几部书都有对金石文字的摹写，并加以释文，有的还加以考证。此外，吕大临《考古图》及《续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更值得表出。三书在既有著录项目之外，更绘出器物的形制，这是金石著录的一大进步。 驯至有清，稽古右文，学术发达。由于帝王喜好，上施下效，金石学进入鼎盛发展的阶段。乾隆敕撰《西清古鉴》《西清续鉴》《西清砚谱》《宁寿鉴古》，古器物著录一时蔚为大观，内容和形式上较之前代皆有所进步。如《四库全书总目·西清古鉴提要》云：“以内府庋藏古鼎彝尊罍之属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勾勒款识，各为释文。其体制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摹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二图所及。其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此说虽略有溢美之嫌，但大体属实。此后，古器物著录不断发展，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著录的书目众多，品类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完善，图像更加精审。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至晚清民国时期，拓片技术，特别是全形拓技术逐渐用于著录之中，这就解决了原先摹画中器形和文字失真的问题，比如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张元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等。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伪器杂厕其间，著录项目不够科学、系统等。 民国时期，风云际会，学术丕变，中国学术开始由古典时代向现代转型，新的学术范式逐渐建立起来。在李济等人的推动下，传统金石学开始向现代考古学迈进。在古器物著录领域，一些老派学者还延续传统，采用传统的著录方法的时候，陈梦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游历欧美的便利，开始刻意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并有意识地从现代考古学视野下探索青铜器的著录体例。 1939年，陈梦家应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邀，编辑整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当时使用的是国外寄来的照片，资料虽不甚全面，但却开启了陈梦家探索古器物著录体例的历程。此后的1946年，他与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著《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可算是陈梦家对于青铜器著录体例的再一次尝试；而1947年撰成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著录体例已经完善，堪称古器物著录的典范之作。 二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些人是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登场的，他们既有巨大的文学成就，也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比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治学的同时，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又如鲁迅，在创作大量小说、散文、杂文的同时，撰写了《汉文学史纲要》，辑录了《古小说钩沉》，皆为学者所推重。此外，还有一些诗人兼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双峰并峙。郭沫若早年创作《女神》，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他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也是学界所公认的。闻一多，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提出诗歌创作要注重“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楚辞》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陈梦家亦是如此。 陈梦家，1911年生人。1930年，年仅二十岁的陈梦家还在中央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就受到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加入新月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进而成为后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同年，陈梦家发表了《诗的装饰与灵魂》一文，提出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认为诗歌抒情的重心在于表现“灵魂的战栗”。陈梦家积极探索诗歌创作形式，思考诗歌创作理论，并用于诗歌创作实践中。1931年1月，即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此外，他还编选了《新月诗选》，编辑了徐志摩的遗集《云游》等。 1934年1月，陈梦家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容庚、唐兰，攻读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从此，他正式步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1944年秋，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引荐，陈梦家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设中国古文字学课程，至1947年9月回国，共三年多时间。 近代以来的中国，战乱频仍，不少传世或出土的文物流散海外。敦煌文献的流失是我们所熟知的，青铜器也有不少流散海外，特别是日本、欧美等地。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陈梦家在美国授课之余，多次前往北美各地寻访流散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高校及其他公藏机构，私人收藏家和古董商贩等，凡有可能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地方，他都尽力去寻访，共搜集到超过两千器。他记录下这些器物的尺寸，并尽量获得器物与铭文的照片或拓片等资料，为著录这些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作准备。《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一书就是利用这些资料勒成。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共收三十二类八百四十五器，照片一千三百余幅，拓片五百余件。在技术上，该书较以往著录有了诸多改进，如运用新技术为器物拍摄照片。他曾自述，为拍好器物照片而专门钻研过照相技术。有些时候，陈梦家也亲自动手打制拓片。陈梦家是古文字专业出身，故而在铭文释读上，较之前贤更进一步。在著录体例上，该书在继承以往著录图像、尺寸、出土地、藏家及考释的传统的同时，注重器物分类、断代，并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更为科学的考释，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体系。 该书所收器物，首先按照器物名称分类，在每一大类之下，又据实际情况按照器物形制分以小类，比如鼎分九小类，觯分四小类，壶分十小类等。每器著录八项，各项有则著录，无则阙如。第一项，器物图像的既有著录。第二项，铭文的既有著录，以及铭文拓片在该书中的编号。这两项著录，陈梦家下了相当的材料功夫，考察是否有著录，著录在何处，为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三项，著录器物的尺寸，包括通高、口径、宽度和长度。这一项是前人著录中固有的，不过，前人多以旧制的尺、寸为单位，该书则以厘米为单位，为新制。第四项，按原款式著录铭文的行数、字数及隶定后的释文。这也是沿袭前人的著录，不过，陈梦家有着出色的古文字功底，文字隶定较前人更为准确。第五项，著录器物的大致年代。陈梦家主要根据形制、纹饰、铭文、出土地点以及与同类型器物相对照来判断，较前人更加科学。第六项，器物的递藏情况。第七项，器物当时收藏的所在之处。陈梦家特别说明，此项著录的截止时间是1947年夏，也就是他归国之前。第六、七两项所具的学术价值，不为前贤的著录所重视，该书特意揭出，这也是该书体例上超越前贤著录之处。第八项，著录其他事项，如器物现状、相传的出土年代与地点、铭文的简要考释、器物形制与纹饰特点的说明等。 采用这样的体例，可以完整地反映出青铜器的相关信息，这也是陈梦家对青铜器著录方式的思考与实践：一是分类。著录时，应该分别部居，以类相从。同类器物，还要再按照是否同族而分不同组别。二是分期断代。著录时，应该注重年代学，而分期又不宜过细。要注重器物纹饰、形制的演变在断代中的意义。三是地域特征。这种基于考古学视野之下的更为科学的著录方式，是陈梦家对于考古类型学的自觉实践。当然，陈梦家的这些思考，是以他对于器物本身有着精深研究为前提的。 此后，学者所作的古器物著录之书，在细节上可以做到更精密，考证上可以做到更科学，而大体内容则是沿袭《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的著录体例。比如2012年出版的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其著录体例，也基本上是在沿用该书的体例。也就是说，该书作为一部典范的古器物著录之作，不但在青铜器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古器物著录体例上有奠基之功。 三 1966年9月3日，诗人、学者陈梦家“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去到“再也没有嫉妒”的他所贪图的“永静的国度”，“从此永久聒静的安睡”。（陈梦家诗《葬歌》）今年适逢陈先生诞生一百零五周年，为弘扬老一辈学人之学术精神，该作又是研习中国海外流散青铜器必需著作，出于文化责任感，金城出版社再版《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一书，以纪念和缅怀这位古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学界通常简称为《美集录》，约在1947年6月编成。当年9月陈梦家归国，赴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任研究员。《美集录》一书，迁延至1956年方修订完成，而出版，则又迁延至六年之后了。1962年，《美集录》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为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编者署名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书内部发行，印量很少，早已不能满足学界需要。今次此书出版新版，颇有功于学林。 去年初，该书责任编辑约我审校该书文字。出于对陈先生的崇敬，我义不容辞。该书的二位责编与我就新版在体例上的考虑是一致的：我们在最大程度地遵循陈先生学术思想的前提下，进行重新编校。也就是说，出版时，对原著的内容、观点，不作任何更动，只作适当的技术性调整，而不敢有任何续貂之举。 千虑一疏，加之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飞速发展，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该书中一些观点、判断难免有失当之处。文物流转，难以尽悉，所录器物藏地多有变化。这两点料读者诸君已然虑及，无需赘言。而需要特别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此次新版所作技术性调整，主要有： 1、形式上的变动。该书原版文字说明在前，随后是铭文拓片或照片，最后是器物图像。新版为便于学者的查阅，将器物图像与文字说明置于一对页之中。至于多出的器物局部图像，则置于下页。文字说明之上，是有铭器物的铭文拓片或照片，供读者与释文对照使用。 2、文字的核校。早年的出版物，疏于校对，多有错别字、用字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此次出版则尽量改正，以符合当今出版规范。旧字形统一改为新字形。错别字者，如A751器第五项，原版作“战国脱期”，新版改作“晚期”等。用字不统一者，如原版中A12器第七项著录为“布伦代奇”，而A28器第七项著录为“布伦代基”，新版统一为“布伦代奇”。用字不规范者，如原版用“图象”“花文”，按照现在的文字规范，当用“图像”“花纹”，新版中一律改为通行的规范用字。 3、标点符号的改正。原版专名线、波浪线多处失标，亦偶见专名线与波浪线混淆；英文书名未用斜体，篇名未加引号；等等。这些在当时出版物中或许不是问题，但不符合当今的出版规范。新版中一律按通行标准加以改正。 4、改善图像质量。因当年技术条件所限，原版纸张、印刷、装帧方面均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图像质量不够高。新版用铜版纸印刷，并在技术条件的支持下，更清晰地将器物图像呈现出来，便于学者使用。 5、其他技术调整。如A736器第一项，原版作“柏景寒67-69”，核查原书，当为“72-74”，新版据以径改。 “再也没有人迹到我的孤坟，在泥土里化成一堆骨粉。”（陈梦家诗《葬歌》）然而，在这世上，还有陈先生留给我们的《美集录》，以及其他著作。肉体总会消逝，文字始终不朽！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