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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学志》，听起来很像是一本中文杂志，其实除了陈垣先生所起刊名“华裔学志”四个字之外，书中的中文寥寥，它是一本地道的用西方文字出版的刊物，已经有81年的历史。它也是一个汉学研究所，同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汉学图书馆。这种三合一的形式，使它更具“中国范儿”。如今它坐落在离莱茵河畔不远的德国小镇，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它的每一位成员，都能用流利的汉语交谈，使得造访的中国学者，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家。 《华裔学志》的历史，在西方的汉学机构中极富个性：1935年，它诞生于北京（时称北平）。从诞生之日到1949年，它在北平辅仁大学；1949年至1963年，迁至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1963年至1972年，又搬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1972年才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圣奥古斯丁小镇安家落户。 在它81年的生涯中，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国度。这在世界上的汉学研究机构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如何看待《华裔学志》在欧洲及国际汉学的地位？如果拿《华裔学志》和欧洲另一著名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相比，它们各有特色，可以说，它们成为欧洲古典汉学的“比翼鸟”。它们比翼双飞，但各有特色。 在这里使用“古典汉学”一语，是想强调这两个刊物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以及周边的国家、民族）之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学、社会学，也包括天文、地理、历法、科技、工艺等领域。它有别于对中国近代及现当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关注较多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法国学者洪怡沙（Isabelle Ang）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介绍《通报》时这样写道：“该刊物的创始人主要是关心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往的研究，进一步推而广之则是关心对东亚与中亚国家以及东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此外，他们都是早熟地以某种形式从事跨学科研究的鼓吹者，而跨学科研究必然会运用‘交叉目光’。”这段对《通报》特色的介绍，也同样适用于《华裔学志》。这两个杂志都有连续不断的久远历史，但《通报》的历史更长，有126年之久。 和《通报》相比，《华裔学志》有三个特色，其一，在中国学者的参与及其与中国学者的互动方面，《华裔学志》有突出的表现，比起《通报》似乎略胜一筹；其二，《华裔学志》刊物背景决定了它对传教史的研究与关注，而早期汉学与传教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三，《华裔学志》有两套配合的出版物——《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始于1937年）和《华裔选集》（Collectanea Serica，始于1964年）。这两套丛书与《华裔学志》杂志本身相得益彰，三足鼎立。 《华裔学志》为什么能有上述三个特色？这与《华裔学志》在创立之初的目标、方法和视角有关。 辅仁大学创立之初，校长陈垣（1880—1971）先生（后为《华裔学志》执行编辑之一），曾提出辅仁大学学术研究工作的三个任务，即：一、应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学整理、组织中国的历史数据。二、编纂和翻译相关参考书籍，协助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三、借由书刊的出版和向外流通，发布汉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促进国际学术合作。《华裔学志》首任主编鲍润生（P. Franz Biallas）也指出，《华裔学志》要为一般大众完成的目标是：远东现今面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紧迫压力，如此要求对此地民族、语言、文化有更深刻的认知。 从上述《华裔学志》的两位核心人物所说的话到今天，8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面对64册《华裔学志》、65部《华裔学志丛书》、 23部《华裔选集》，可以说，陈垣先生所指出的三个任务，《华裔学志》都出色地推进了；鲍润生主编所要求的“对此地民族、语言、文化有更深刻的认知”这一点，也取得了成功。通过《华裔学志》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汉学80多年来的发展。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陈垣先生所提出的“应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学整理、组织中国的历史数据”时，就不难发现，陈垣先生所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学界精英一个共同看法，即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蔡元培先生曾在当时的刊物《学风》“发刊词”中发出感慨说，中国的科学、宗教、古物、地理、美术、风俗等等，都由西方人抢先研究，是一大遗憾。蔡元培先生的言论发表于1914年，在20年后，《华裔学志》在中国出版，正是适应了中国的学术精英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西方学术方法、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尽管它还只能被少数学术精英所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学志》从一诞生，就与中国学术界有着深层的互动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学者通过汉学来了解西方的学术方法、借鉴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往来与交流，这样一条道路基本中断了，而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作用被再一次释放出来。 谈到《华裔学志》所表现的西方与中国学者的互动特色，还必须指出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影响与贡献。陈垣作为当年辅仁大学的校长，对《华裔学志》影响最大，从1935年到1949年，共有13位中国学者在《华裔学志》发表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费孝通、沈兼士、张星烺、季羡林、裴文中等人。事实上，关于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帮助与影响，并不能仅仅就他们发表在《华裔学志》上的论文来看。他们与辅仁大学外国教师和汉学家的交往以及他们用中文发表的研究文章，都对当时的汉学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还是很大的。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著作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英千里、方志浵、陈祥春等人在翻译、书评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都给了西方汉学家很大的帮助。中西学者早年在“文明互鉴”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关于《华裔学志》对传教史的关注，有其自身动机。主编鲍润生曾经说过，要通过学术研究来促进“传教任务”。但20世纪的中国，与16—18世纪传教士首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相比，“传教任务”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大学中孕育成长的《华裔学志》，其身份角色已经由“宗教使者”逐步转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鲍润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对中国越加研究，便越发喜爱中国”，他还说过，“在那些住在东亚的西方人中，有一些人对研究文化和人有很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这也是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很好地保持了传统，试图寻求宗教目的和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的统一”。事实上，自从四百多年以前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在汉学研究上同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对文明互鉴作出了贡献。《华裔学志》是这份珍贵遗产的记录者，是欧洲与中国文化对话的推动者。 近些年，汉学在成为中外学术界的“显学”的同时，也常常受到某种误解。这一方面表现在用所谓“后殖民主义”学说否定汉学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有些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待汉学，把中国文化当作解决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种种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这些都不利于通过对国际汉学的研究来加强中西文化的文明互鉴。 当我们回顾国际汉学所走过的道路，分析《华裔学志》的个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华裔学志》的历史，是中西学者共同关注的历史；《华裔学志》保持了西方古典汉学的一贯方法，坚持纯粹的学术立场；《华裔学志》对传教历史的关注，实质是对学术史的关注，它反映了汉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早期汉学与传教史的不可分割性）；《华裔学志》通过“丛书”和“选集”的形式加大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经历了80多年的风雨，《华裔学志》犹如文明互鉴发展历程中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卓而不群。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长青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