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邓演达自1922 年开始交往以来，经历了由陌生到紧密合作，继而分道扬镳的过程，并以1931 年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而告终。在这十年的交往中，1927 年初成为两者关系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从现有史料看，1927 年以前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尽管因中山舰事件影响而出现分歧，但总体上仍可称融洽，两人保持着较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1927 年1 月至4 月间，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间，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蒋邓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尖锐对立?蒋介石眼中的邓演达是“如何可恨”的人? 1927年1 至4 月间的《蒋介石日记》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蒋对邓的观感，有助于梳理蒋邓关系破裂的历史过程，了解背后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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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都之争使蒋介石对邓演达耿耿于怀
     随着北伐军事进程的节节推进，蒋介石在1926 年9 月就提议迁都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1 月26 日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委托邓演达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12 月13 日，邓演达出席武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会议决定，为使权力不至中断，迁都完成以前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几日后，邓演达又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尽管蒋介石最早提议迁都武汉，但唐生智势力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扩展，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迅速高涨，引起了蒋的高度警惕。蒋认为，倘若任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驻守武汉，其势力必定大受制约。因而蒋介石决计改迁都自己控制下的南昌，因为其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且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邓演达和宋子文由武汉赴南昌参加会议，代表武汉方面的意见。会上，蒋介石力主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邓演达据理力争，陈述迁都武汉的理由，并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尽管反对之声不绝，蒋介石仍旧强硬作出决定：“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由此，蒋挑起了迁都之争。
     武汉方面的抵制，使蒋介石感到“精神痛苦”，他当日记道：“心神烦闷，几难成眠”。蒋仍于1 月5 日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 月7 日，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敦促蒋介石赴汉。为了打破迁都问题的僵局，蒋介石于1 月12 日由九江抵达武汉。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全程陪同蒋介石。当天的晚宴中，苏联顾问鲍罗廷盛气凌人，因迁都之事出言讥讽蒋介石，令蒋感到“生平之耻，无踰于此”。 1 月15 日，蒋介石在普海春设宴招待各界代表，席间又因迁都之事遭众代表质问。在武汉之行中，邓演达对蒋的态度也较强硬，周佛海曾回忆说，邓的“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极大”。
     1 月17 日，蒋介石在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再度提出改都南昌的要求，遭到反对。当晚，他与顾孟余、何香凝、黄郛等谈话，感到“不胜悲伤”、“亦惟沉痛”。
     由于武汉之行并未达成预期目的，蒋介石在回南昌后继续向武汉方面施压，并派戴季陶赴武汉，敦促在汉中央委员赴赣。1 月26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派邓演达、何香凝、顾孟余等随戴季陶去南昌，力图说服在赣中央委员启程赴汉。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庐山牯岭，邓演达一行也上了牯岭。蒋介石视鲍罗廷为改都南昌的一大绊脚石，所以决计去鲍，“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邓演达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以致蒋感叹“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1 月27 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戴季陶深谈至午夜，谭、戴同意在去鲍之后，将中央迁至武汉。但邓演达坚决反对改都南昌和驱鲍罗廷，蒋介石认为邓“跋扈殊甚”，对邓耿耿于怀。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蒋介石与邓演达之间的误会与裂痕。《邓演达年谱会集》和郭沫若的回忆文章均记载，邓演达在2 月1 日与郭沫若同赴南昌途中，遭遇朱培德所部第三军一部的兵变。2 月3 日，邓演达秘密逃离南昌，回到武汉。郭沫若就此指责蒋介石，此为除掉邓演达而导演的一次阴谋。但证诸蒋介石日记，发现其实邓、郭是多虑多疑。2 月2 日蒋记道：又接岳军(张群——引者)及益之(朱培德——引者)电称，第七师昨夜在三军部闹饷兵变，财会损失云，不慎苦痛。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各军扣饷不清。革命至此，无聊极矣，徒加罪戾，何益于国与民耶?
     次日，蒋仍记此事，且发感慨：第三军兵变，其长官反辞职要胁……(此处多字不清——引者)。干部办事错误，常启误会，且致偾事。近日之被压迫侮辱要胁轻视，不一而足，如此何必愧为总领，务虚名而受实祸，可不戒者?
     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时感军中财政吃紧，且对无法控制非黄埔系的军队颇感头痛。结合以上记载，大致可以推断，第三军第七师在旧历年关兵变系为索军饷，并非蒋介石为除掉邓演达蓄意制造。蒋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亦非常恼怒。况且，此时双方关系尚未破裂，蒋介石仍在努力拉拢邓，不至于突施毒手。其后，邓演达于2 月间曾再度赴南昌，并小住数日，未遇险境。因此，郭沫若回忆中指责第三军的兵变是蒋蓄意除掉邓的阴谋一说，恐怕只是20 多年以后的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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