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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仍列名中常委，但其余8 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的权力造成极大的制约。邓演达则在会上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以上决议，让蒋介石感到“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加之在此期间，武汉工人运动倒蒋亦甚为激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部分学生对护蒋心切，在总工会与工人有所摩擦，其中20 多名学生遭到邓演达为首的校方“禁闭“处分，有些学生逃离武汉到九江投奔蒋介石。蒋在日记中专记此事，称学生“被邓等压迫逃来”，“其心可爱”。同时，蒋认为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的邓演达所作所为“诚亡人也”。  即使到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拉拢邓演达。3 月17 日，蒋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等带其致邓演达的亲笔信去武汉，蒋在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信中并欢迎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邓演达断然拒绝，表示：“对校长别无他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至此，蒋邓之间裂痕已成鸿沟。 蒋介石发起的“清党”行动使蒋邓两人走向尖锐对立 真正导致蒋、邓二人走向尖锐对立的，是1927 年4 月蒋介石发起的“清党”。随着武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扩大。蒋介石一直深信，由于共产党的阴谋挑拨，才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蒋已“甚恨CP(中共的英文缩写——引者)之挑拨本党内部也”。他只是考虑到自己尚需共产国际的援助，故一直强压隐忍而不发。 在成功克复上海以后，蒋介石对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态度愈发强硬。4 月1 日，蒋接到汉口免其总司令职的消息，“终夜不能成眠”。次日便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申明“为本党计，非与之(中共——引者)分裂不可也”。会上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晚间，蒋等又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4 月10 日，蒋介石宣布解散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并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上海办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当日便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2 人，邓演达名列其中。上海四一二“清党”事件发生以后，邓演达立即反对，指斥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4 月15 日，邓演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当日，他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 月17 日，根据邓演达和董必武的建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销其本兼各职，严惩逮捕之。4 月22 日，邓演达与在汉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40 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次日，邓演达主持武汉3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5 月7 日，黄埔各期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召开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时代洪流惊涛骇浪，冲击着原有革命阵营。短短四个月间，国民党的政治生态巨变，蒋介石与邓演达延续近十年的合作关系无以挽回地步向破裂。在1927 年初的迁都之争、党权与军权之争，以及最终的“清党”事件中，虽然蒋对邓的政治声望和工作能力极为欣赏，邓亦一度努力争取蒋同武汉方面的合作，但二人彼此立场与利益终至不可调和，由此分道扬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