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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事件确实使邓演达对蒋心生疑窦，郭沫若回忆邓当日即有言：“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邓演达一系列反蒋行为使蒋邓之间的裂痕变鸿沟 蒋介石与邓演达彼此在疏离的路上渐行渐远，还同国民党党权与军权之争紧密关联在一起。1927 年1 月3 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了“提高党权案”，明眼者都知道，此案目的在于限制掌握军权的蒋介石。邓演达是提案倡议者之一，势必把自己摆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2月初，武汉发起了试图制约蒋介石的“恢复党权运动”，邓演达和徐谦、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关。蒋在当日记大发感慨，称“择生(邓演达——引者)反对烈然，引起一般同志怀疑”，指责邓与共产党站在一边，感叹“天下事之败坏，莫甚于不知历史与事理之徒，彼犹自以为智者，而后悔即在目前矣”。 2月17 日至26 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等文章，指责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强调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的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不然的时候，那一刻离开了党，那一刻违背党大多数同志们的意志，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所指责的对象，无疑就是蒋介石。2 月2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见择生论文”，其内容“纯诋毁我”，“不胜骇异”，悲叹“人情如此”。然而，蒋仍期望能争取邓演达，他曾给邓演达写信，“犹冀其悔悟也”。 然而，邓演达坚持自己的主张，2 月23 日，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上强调：“中央党部是民主的集中的，是高于一切的，‘一切权力都要属于党’，军事的指挥更是要统一在中央党部之下，国民政府之下，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次日，邓又在武汉国民党员大会上进一步表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蒋介石不容他人染指他的军队，尤其军校学生，故对邓演达在军校的演讲十分愤怒，他写道，邓“公开诬蔑，播弄学生，使其倒戈”，抱怨“汉口邓演达等愈趋极端，煽惑挑拨，无所不为，逼迫横逆，令人难堪”。 2 月27 日，蒋介石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获悉，“武汉反动甚烈，而演达犹甚”，不禁“独忧党国之已亡，人心之卑弱，不可救药矣”。 此后，邓演达又陆续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等场合一再宣扬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并把党权与军权之争提升到“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的地位。蒋介石获悉邓演达在武汉的种种言行，难掩悲愤，指责邓是与唐生智“狼狈为奸”，共产党的高度一致的“赤足而踞”。 3 月10 日至17 日，邓演达在汉口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作为会议的核心人物，邓演达对各项决议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晨报》当时即指出：“徐谦、邓演达为武昌派(即共产派)之领袖，在党中权力甚大，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所议决各重要议案，半皆出自二人计划。”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集体领导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如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撤消了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此系邓演达提议)，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事委员会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