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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碎片化不能阻止科技流动 这种思想转变何以发生？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给出如下解释：知识分子有了新思想，并借助逻辑、修辞、数学分析、实验等将新思想“销售”给对此有需求的人——王室、贵族、富裕资产阶级……“销售”所得可能是科研资助，也可能是工作机会。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文化创业者”，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知名科学家都位列其中。他们得到的不仅是经济保障，还有与权势阶层近距离接触的机遇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外，当时的欧洲政局动荡，欧洲大陆被分割为许多中小型政治单元，即使是法国、意大利这样较大的国家，内部也存在对立的地区和城市。同时，随着天主教会地位动摇，宗教斗争日趋激烈。欧洲的“碎片化”格局带来了血腥的战争。1742年，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在《谈艺术和科学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许多由商业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相邻而又独立的小国更有利于文明和学术的发展了。在这些相邻国家之间自然发生的竞争显然是产生进步的根源”。统治者施行过审查和迫害，但到1650年，思想创新已无法被镇压。 “碎片化”也有其弊端：对于新知的发现和传播者来说，每一地区或国家的潜在受众都很少，难以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力。事实上，“文化创业者”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一地，一个跨国的、整合的知识分子社群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新思想在他们之中流传，被探讨、审视、评估，因其本身优劣而被接受或否决。当有人在伦敦发表了一个新见解后，不久就会在爱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那不勒斯、斯德哥尔摩引发讨论。 学术信息沟通便捷 1753年，伏尔泰写道，“尽管（欧洲）战争频繁、地区差异颇多……但各领域的专家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各处传播（新思想）”。莫基尔表示，多方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第一，尽管中世纪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教会的统一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为国际性知识分子社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拉丁语是国际交流、学术研究的通用语言。第三，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促进了学术出版和知识传播。第四，邮政系统的发展为各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渠道。留存至今的大量信件表明当时知识分子之间通信往来密切。学者们在欧洲不同地区流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巴黎写下了《利维坦》；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贝尔在鹿特丹度过后半生。 在莫基尔看来，这种往来和流动的价值不仅在于促生了具体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且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18世纪的“技术先锋”意识到他们需要科学知识，于是领军工业革命的工程师、发明家都向科学家寻求建议。而且，实验科学在现代早期取得长足进步，这意味着研究材料和技术的精准化、术语和单位的标准化以及对成果的清晰详细说明。科学研究变得更加正式、定量且重视数学分析。16世纪以前，欧洲不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但此后欧洲知识分子系统化研讨和推广新知的努力为欧洲发生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创造了独有的条件。 （本报华盛顿12月10日电） (责任编辑：admin) |